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高邮中学校友相聚在一起，常常谈起夏桐仁同志（以下恕直呼其名）。有一位曾经当过中学校长的校友说：有的人是校长，但不像校长；而夏桐仁是很像校长的一位校长。夏桐仁1952年10月至1957年1月在高邮中学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其间我正在该校读书。1972年7月至1978年7月，夏桐仁调到高邮师范学校工作，我和他同事；一度时期我与他同为学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办公桌就在他对面，聆听他很多教导。1978年8月，他又到高邮中学任副校长，分管教学，直到1983年8月在扬州东花园公寓定居，2003年7月7日逝世。期间他同我有书信来往。他病重时，遗憾的是我未能去看望他。他关照家人，他去世后要我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我去了，我想得很多很多。夏桐仁一心向着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一生曲折、坎坷，历史给他以不公正的待遇，留给人们的思考深深的、多多的、沉沉的。

（一）

夏桐仁1917年1月出生于扬州。有人问他多大年龄时，他说：我与俄国的十月革命同年。他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大伯父夏佩白曾任镇江师范学校校长、镇江市副市长。父亲夏还卿是银行职员。他有个哥哥夏得仁，长他4岁，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快毕业时，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被学校开除。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夏得仁决心投身革命到武汉，热心于搞合作社。此时的合作社是八路军首先创办的，将农民组织起来一起生产，一边自卫，一边搞抗日宣传，搞兵运等。夏得仁在武汉办了个抗日刊物《战斗周刊》，开了个“战斗书店”，动员民众，积极抗日。夏桐仁1934年在扬州中学毕业后，在哥哥的鼓励下考取了清华大学，在化学系就读。

我记得在高邮中学读书期间，每年的十二月九日，夏桐仁总是慷慨激昂地向全校师生讲他参加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经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接着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务特殊化”要求。北平学生60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并逮捕了很多学生。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总罢课。16日学生及市民一万多人又上街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党政府作了让步。其时，全国很多大城市的学生都相继举行示威游行，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爱国救国会，从而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一二·九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夏桐仁在游行人员队伍中高呼口号，或向市民宣讲抗日的道理，或愤斥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清华大学在北京城外，学生进城游行，要费很多周折，学生忍饥受寒，冲破国民党军警使用水龙头冲击等阻挠，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示威，其爱国精神、爱国热情可敬可佩。为了国格、国格的尊严，可以献出一切；为了人格、人格的尊严，也可以奋不顾身。

1937年底，夏桐仁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宛平县离清华大学不远，夏桐仁去过，他想，学生的示威游行只是延缓了国民政府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时间，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却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时的夏桐仁苦闷过，彷徨过。一天，他接到哥哥夏得仁从武汉寄来的信，意思是：国难当头，还读什么书啊！快快到湖北投身抗日洪流中来吧！夏桐仁接到哥哥的信后毅然辍学来到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新四军四支队，参加革命了。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夏桐仁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国民党二十军团的徐州保卫战，突围后步行一个多月回到武汉。不久哥哥得了伤寒病于1938年7月逝世。夏桐仁悲痛异常，因为哥哥是他投身革命的引路人，是他生活与工作的得力精神支撑。哥哥虽然离他而去，但哥哥的心愿、事业还没有完成，他决心沿着哥哥的道路走下去。1939年1月，他在浙江龙泉由马淑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合作社自卫队的政治指导员。那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浙江省农村建立了不少合作社组织，工作属军委领导。1939年9月，夏桐仁到浙江合作总队浙西支队工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特委领导。在长兴、吴兴、孝丰一带，夏桐仁较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农村调查并撰文，文章在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上发表。1940年9月夏桐仁积极、谨慎地在昌化发展了3名共产党员：陈森标、邵伟光、张森柳。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团长的陈森标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邵伟光在1943年前后担任淮宝县委书记，后病故；张森柳1943年在盐城新四军军部病故。夏桐仁发展的3名党员都先后离开了人世。1940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浙江省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夏桐仁被国民党侦缉队武装押出昌化，到了临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前线剧团，这时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顾湘。1942年春节过后，他与顾湘步行到盐城，他在新四军华中局《新华日报》任编辑，后又到了盐阜地区文教处编委会任编辑；顾湘在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工作。1943年1月，有消息说，日本鬼子要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军部决定精简机构与人员。夏桐仁所在的文教处编委会，一共6人，全部精简。党组织指示，到沦陷区潜伏，待时配合党的工作。一天，夏桐仁与G同志及另外两男一女在阜宁的益林镇上船，到了盐城的东夏庄被据点的伪军逮捕。伪军灌他们凉水，要他们交代各自的身份。夏桐仁称自己是小学教员。伪军将他们5人送到日军宪兵司令部。经过几次审问，夏桐仁始终称自己是一名小学教员。10天后，日军宪兵为他们各自拍照，最后还招待了他们一顿，离开了盐城。谁知这短短的10天经历，却给夏桐仁一生的命运埋下了不祥之根。夏桐仁到了上海，在几家公司及银行打些零工维生。后来顾湘也到了上海，她仍然是地下党员。1949年春，夏桐仁同顾湘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