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夏桐仁在扬州师范学校做政治教员；两年后调到江苏省泰州中学任教导处副主任；7个月后即1952年10月，夏桐仁到了高邮中学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时的高邮中学还没有高中部，虽只有十几个班，但是全县唯一的中学。夏桐仁经多方联系，想恢复党组织关系，都没有结果。

夏桐仁在高邮中学工作的4年多时间，他的才华、智慧、能力得到了较好的展示。每年的十二月九日，夏桐仁总要在学校大礼堂向全校师生讲“一二·九”运动，他满腔热情，有声有色，他讲话从不用讲稿，会场鸦雀无声，不少同学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为了国格、国格的尊严，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为了人格、人格的尊严也可以奋不顾身。学校青年教师金成梁、尹协英还排演了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桐仁当导演，在学校大礼堂演出，取得了很好效果。

1953年冬，学校发现个别同学看黄色书刊，夏桐仁专门讲黄色书刊对青少年的毒害。有的人出于好奇，一旦上了瘾，就会精神萎靡，想入非非，无心学习，其害无穷。他并不只是明令禁止，而是正确疏导；另一方面学校请老师开读书报告会，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大树正气。其时，我第一次听到“黄色书刊”这个词，不少同学也是面面相觑。噢，原来黄色书刊起源于美国十九世纪，美国报业资本家赫斯特和普利兹办报，竟相登载一些耸人听闻的淫秽、凶杀、犯罪等新闻及低极趣味的连环画《黄色孩童》等。夏桐仁的报告生动而精彩，同学们都自觉远离了精神鸦片。

1953年冬，我们班一位姓王的同学生病离世了，夏桐仁在会上很动情地讲述了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价值，每个同学都要锻炼身体，抵御疾病，珍爱生命。一个人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为家人，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后来一位姓周的同学参加学校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全程42.195公里）时去世了。夏桐仁提示同学，锻炼身体要量力而行，得体有度。

夏桐仁深深懂得，要办好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师德好、水平高、协作好的教师队伍。那时的高邮中学教师构成主要有三部份：本地的占多数，扬州、泰州、镇江等地调来的和高校毕业分来的占少数。其教学总体水平是相当高的，教学风格各呈异彩。熊楚仲老师从泰州中学调回故乡，教化学，而代数、几何、物理、英语等也都教得很好，他总是只带一本教科书、一支粉笔走进课堂：“啊！诸位！”然后开讲。学生一堂课听下来，课后无须复习。他敢于只带一本教科书、一支粉笔进课堂，表明他对教材已烂熟于心。“啊！诸位！”的开场白，则表明他对教学对象的尊重、提醒。教生物的王汝功先生毕业于东吴大学，他能根据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学，喜顽皮的同学在他课上也不敢开小差。一堂课下来，学生都能掌握课本内容。他还注重实践，带领同学识别校园里的花草树木，说出俗名、学名。语文老师陈国勋通英语、日语，他独自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注音字母（现在中国台湾仍用），要学生买一本《学文化字典》，上用注音字母，也用拉丁文注音。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允许有一定的自由度。蒋君涤老师是1955年暑假由夏桐仁挑选从靖江调到高邮中学教高中语文的。蒋老师温文雅雅，恭良谦谦，在他身上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理解教材有深度，当今有的专家倡导的“深度教学”，蒋老师五十多年前就搞得很好了。蒋老师谙通英语。其夫人庞钰芬老师教初中语文亦深得学生和家长赞誉。每年学校举行“红五月运动会”，张虎符老师任总指挥，比赛有序，学生都暗自敬佩。他还指导排演《十大姐》舞蹈。那时高邮中学集结很多优秀教师。1956年初，三垛中学创办时，有不少教师调去支援。

夏桐仁对中学各科教材都是熟悉的。1978年恢复高考时，他帮助只读了1年初中的女儿夏毅复习所有高考教材，使其考取南京医学院，现居美国。他可以到各教室听课，同任课老师交换意见时不留情面。各科的考试卷他也要看看。初二的《中国历史》期终试卷突然多了一项“名词解释”，要学生解释“胥”、“吏”的意思，后来听说那就是夏桐仁的别出心裁。

在所有的伦理准则中，责任伦理是居第一位的。那时高邮中学老师敬业负责的精神给同学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每周一至六，下午第二节课后雷打不动，学生都走出教室参加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跳高、跳远等体育活动。学校还有合唱队，演唱《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茶馆小调》；话剧队表演过大型话剧《无名英雄——长港号起义》，戏剧队表演黄梅戏《打猪草》；舞蹈队表演过《采茶扑蝶舞》、《十大姐》、《鞑靼舞》；民乐队演奏《歌唱祖国》，每学期总要举行几次文艺晚会，老师们还穿起戏袍演唱京戏。我喜欢打篮球、拉二胡，每周各一次，早就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几个篮球爱好者可以自由组成一个篮球队，起个名字，买件印字的汗衫就行了，课余相互间进行比赛。当时有“青锋”、“先锋”、“新新”、“运河”等队，还到校外比赛。

夏桐仁在高邮中学工作期间，凭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凭他的智慧与才华，同其他教师一道，从德、智、体、美等诸多方面培养提高学生的优良素质，学生也奋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学习。

（三）

1957年1月，夏桐仁调至扬州，在扬州地委宣传部、专署文教处工作，曾任普通教育股股长、教研室主任。

1972年7月至1978年7月夏桐仁在复办的高邮师范任教育革命组负责人，我有幸同他共事，闲暇时听他侃谈，天南海北，天文地理，历史风云，个人遭际，遗文轶事，衣食住行，经验教训，人生感悟，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获益良多。夏桐仁在高邮师范工作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严”，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教师、对学生要求都严格，甚至达到严厉的程度。

教革组有一辆旧自行车，一般是供公务用的。一次一位教师下乡办私事，车坏了，在乡下修好，回来拿发票报销，夏桐仁说：车是办私事坏的，应当修好后还给公家，费用自理。

一位教师出差到扬州开会，那时出差到县内的乡下、扬州、南京、北京等地都有出差辅助费，其标准也不同。如果你是吃的会议伙食，其辅助费就没有了。那位教师不知道这一具体情况，填好了报销单呈送夏桐仁。那教师说：虽有会议伙食，但我没有在会上吃，同学、亲戚请我吃饭了。夏桐仁不予认可，不批准报销辅助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虽然只是几元的辅助费，但对于教师来说，也不无小补啊！

教革组订了一些报纸杂志，有的部门将旧的卖了，大家一齐去吃吃早点。他认为是公款订的报纸杂志，卖旧报纸杂志的钱个人不能用，交公。

夏桐仁抽烟，抽“华新”牌的，每包0.29元，总是自己买，学校无招待用烟。后来因身体原因他戒烟了。

夏桐仁写信，凡是私信，一律不用公家的信笺、信封；对教师也这样要求。有的教师和学生需用学校的信封、信笺时，自己拿钱买。

孟鸣老师教语文，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法律系，1968年从省泰州中学下放到高邮农村，后调入高邮师范。孟老师是饱学之士，为人极谦和，上课是“信天游”式的，但颇受学生欢迎。他基本不布置作业，作文也改得简单，这是学校教学常规所不容的。一天，夏桐仁找孟老师谈话，我在旁边，夏桐仁声音很大地噼哩啪啦狠批了孟老师一通，孟老师只是哈哈大笑。事后孟老师对我说：夏老同我是好朋友啊，1952年在省泰中时，他一人在泰州，我们俩常常在城墙头上散步呢。我想，夏桐仁为人正直、爽直，胸无城府，即便是老朋友，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照样批评不误，而有时不免主观武断，批评错了；当别人批评他时，他不吭声。

在高邮师范，中、青年教师很尊敬夏桐仁，称他为“夏老”，而被他批评过的人背后则称他为“夏老头”。按鲁迅的话意来说：“头”子且“老”，但力道不足了。一个人的力道大小往往是与权力相伴的。此时的夏桐仁当然很清楚。

（四）

1978年8月，夏桐仁回到了阔别21年的高邮中学，任副校长，这年他61岁。他不愿意回高邮中学，据说是校长张桂芝请他去抓教学的。今非昔比了。我去高邮中学拜望过夏桐仁几次，他的家人全在扬州，一人住高邮，在食堂吃饭。他基本不问事。夏桐仁一定很多感慨、感悟，他没有同我说。1983年暑假他卸职回扬州，但他直到1989年3月才办理退休手续。其间我曾协助他申办离休手续，未果。延迟退休似是对他未办成离休的补偿。

1983年8月2日，夏桐仁正式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在入党申请书的最后写道：顾湘等为我证明，我一心向着党！1984年10月17日夏桐仁又入党了，一年后转正。他百感交集。他激动、兴奋、高兴，还是悲怆、怨天尤人？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或许他想道，年轻时辍学投身抗日的革命洪流，其间遭到误解，致使几十年人生征途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但党组织毕竟还是接纳自己了。

夏桐仁退休前在高邮中学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中级职称。

1983年，夏桐仁回扬州定居，住东花园，据他给我的信说，那里是穷乡僻壤，是一个贫民区。

新年到来之际，我每年都送贺年片给他，送去吉祥祝福，他总是回一封信，讲述他最近的生活、思想情况。记得我在1984年送贺年片给他时，信封上写道：夏桐仁先生收。他回信道：以后不要写“先生”，写“同志”。“同志”的称谓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多么的亲切、荣光、自豪的称谓啊！找到了“同志”就是找到了亲人。他喜欢“同志”这一称谓，似乎也是他多年的追求和向往。

1996年，我在《扬州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散文《吃夜宵》。文章忆写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受饥饿煎熬的情景。那时每人每月只有22斤粮食计划，其中有1斤粮票机动用。镇上的饭店卖的汤圆，中间有不小的空间，什么馅心也没有，有人戏称为“空心汤圆”。夏桐仁见到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我：以后不要写这类的文章吧，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找你算账。这是他经受过多次政治运动后而养成的小心、谨慎以及过分的政治敏感，也体现老同志对一个后生的政治上的关怀。

（五）

夏桐仁的一生有一段误会的历史，也是历史的误会。

夏桐仁于1939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1943年1月在盐城日本宪兵部被关押了10天。其详细经过在1949年、1956年干部审查时都作了交代，组织结论“属一般政治问题”。到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火热时期的1971年，扬州地区革委会发文：“作重大历史问题看待，撤销其专署文教处教研室主任职务”。夏桐仁申诉。1978年4月，仍然维持原批复结论。直到1983年12月，扬州市委发文“撤销原结论”。这年夏桐仁66岁。历史同夏桐仁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人的一生似乎很难预料。有时你所预想的认为是光明的、但充满艰难险阻的幸福的大道，但在一片光明中却暗藏着阴影与歹恶，有时是自身的责任，在时却是外来的干预。如果夏桐仁在清华大学读到毕业，他会成为受人尊重的知名教授；如果夏桐仁略去在盐城日本宪兵部的一节（完全有理由略去，因为他并没有叛党变节的言行），这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更不是重大历史问题，他的战友G就是如此，后来官运亨通。夏桐仁出于对党组织的忠诚，他几次三番交代了那段历史，如果G为他证明那段历史的清白，夏桐仁就不会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了；但G并未当作“重大历史问题”向党组织交代，倘若为夏桐仁证明，岂不落得个“隐瞒重大历史问题、对党组织不忠诚”的罪名！果真如此，G的人生遭际大概不会比夏桐仁好。于是来个干脆不认帐，“不认识夏桐仁”。夏桐仁对于G的家庭住址、出身、外貌特征、个性等记得一清二楚，不可能记错。唯一能证明他那段历史清白的线索断了，他无可奈何。如果审查他历史的人统观当时的政治斗争背景，纵观夏桐仁个人历史表现，特别是建国后的一言一行 ，能够较早地作出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和结论，夏桐仁还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可惜，对于干部的审查较长时间被极“左”路线所左右，其实就是将1943年夏桐仁在盐城的那段历史“作一般政治问题看待”，也有“左”的影子，那毕竟还是“政治问题”啊！较长时间审查干部时，对于政治历史问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当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有的案件定罪证据不足，其判决原则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这是公正与正义的回归，人性本原的回归。

“如果”是一种假设、假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多几种“如果”，就多几种选择，使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来讲什么“如果”、“如果”的，那只是多几种虚幻、虚妄。有的可当作教训记取，有的对人生无甚补益，徒然增加后悔而已。还是鲁迅的话说得好：有的事后悔莫及，既然“莫及”，也就不悔了。

2003年7月7日，夏桐仁因感冒并发其它疾病离我们而去。参加遗体告别的除亲属外，就是高邮中学、高邮师范的少数领导与他的学生共十几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什么悼词，一切都很低调。他面容安详，毫无病色，我肃然敬立，耳边似乎又响起他慷慨激昂讲述“一二·九”运动的声音……

夏桐仁的一生遭遇有不幸，但比起刘少奇、陈毅、贺龙等国家领导人的不幸来，他又是幸运的。他知道。他知足常乐。与他同时在1949年7月参加工作的同事在扬州办了离休手续，他没有办成；有人凭借权力评上高级职称，他却没有（后来按高级教师待遇发给退休金了），一度时期他心中难以平衡。他终于想通了，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什么事情也没做，拿那么多钱，心满意足了。在他八十岁生日时，给我的信写道：“回忆往事，无愧于自己，堪以告慰。”

比较产生病苦，比较也会产生快乐。

当一个人遇到不幸事而气恼、怨恨、愤懑时，忽然想起阿Q，有时还真的管用。

一个人谢世了，还有不少人想起他，说起他；他的遭际、他的精神、他的品质还会激励、影响、警示着后人。这是夏桐仁的一生给我们的教益和启迪。

怀念夏桐仁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