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曲之冠”王磐的女婿张在《诗余图谱·凡例》中首次将中国的词分为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婉约词“词情蕴藉”，豪放词“气象恢弘”；秦少游之作多婉约，苏子瞻（东坡）之作多豪放。尽管这一分法有不太科学与合理的地方，而以后的论词者多沿用此说。于是秦观被奉为“婉约派词宗”。

许伟忠先生在从政之余，用数年时间披阅史籍，博览群书，写就《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以下简称“评传”）。《评传》以朴实而隽永的文字叙写了“词情蕴藉”的婉约派词宗的悲情人生以及旷世才情，对其不朽诗词作品进行入里的剖析，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位重情、钟情、纯情，而这些“情”又重重烙上“悲”字印记的一代词宗的形象。《评传》对于深入研究秦观及地方文化的弘扬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与贡献。

《评传》“传”有特色，“评”有新意，“评”、“传”结合，相得益彰。

“传”有特色

最早写秦观评传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唐圭璋、潘君昭二位前辈，开了个好头。后来陆续有秦观研究者为秦观写了评传，台湾大学王保珍教授也有《秦少游研究·秦观评传》问世。纵览关于秦观的评传之作，大都以其生平事迹为脉，按时间顺序写来，其间融会诗词文论作品，为之评传。《评传》作者别开生面，独出机杼，全书分为十二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有重点地写出秦观悲情的一生。这十二章每章均可独立成篇，而章章均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贯串其中的就是“悲情”。《评传》中的悲情有悲伤、悲凄、悲苦之意，有时不免悲愤，甚至悲壮。

情是什么，情是对外界刺激的较为强烈的心理反应，通俗一些说，情就是爱。秦观爱君，爱国，爱民，爱长辈，爱家人，爱友，爱他钟情一生的诗文事业。欲爱而不能，欲爱而不得，于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产生悲情。《评传》从秦观的诗词中抽绎出悲情产生的原因，从他天生的禀性、多舛的命运、不同的交往等方面结合作品，论述了秦观悲情的一生，给人们以活生生而完整、历史而真实的秦观形象。

戏剧有喜剧、悲剧、正剧之分。悲剧是指剧中的主人公明知前途艰险多棘，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断地同命运抗争，以致碰得头破血流，而他还要抗争，于是诉之于诗词，这就是悲歌，而情则是悲歌中之魂。

《评传》的每一章都围绕“悲情”来写，且多角度、多层面、多侧面地展现出秦观的性格、家族、婚恋、情缘、才情、雅趣、游踪、交际、仕途、党争、信仰等不同方面，但每一章、每一侧面的命题都以秦观的诗文为强有力的依据。第四章为“一代词宗”。所谓“一代词宗”，就是说，秦观是一代写词者所师法的人物。《评传》从少游词的社会影响、历史影响、情感世界等几方面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唱遍青楼，苏轼极为称道，直呼秦观为“山抹微云君”。《千秋岁》（水边沙外）是秦观词中历代唱和最广、最久的词作，音律铿锵和美，“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震人心魄。《评传》列举诗词评家对秦观词的评语，认为秦观词是“词家正音”、“语工而入律，词中作家，允在苏黄之上”（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八）。“子瞻（苏轼）辞胜乎情，耆卿（柳永）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唯少游一人而已。”近人冯煦甚至说：“后主（李煜）之后，一人而已。”《评传》对秦观在家居、京都、贬谪时期的作品《鹊桥仙》（纤云弄巧）、《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望海潮》（梅英疏淡）、《踏莎行》（雾失楼台）、《千秋岁》（水边沙外）进行解读，多侧面、多层面地证明秦观乃“一代词宗”也。

“评”有新意

《评传》在对秦观的身世、作品的评点、评论中常有新意，具体体现在：在重述旧事的同时有新解；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事件和作品谈自己的见解；前人未论及的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元佑八年（公元1092年）秦观收侍女边朝华为妾，这年秦观45岁，朝华19岁，朝华成为徐文美之外的有夫妻名分的女子。“关于秦观与朝华的婚恋，宋代高邮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并为历代秦观研究者引用。对于纳朝华，秦观母努力促成，儿子在京城有人照顾了；秦观当然很高兴，并写诗记载，二人难分难舍。不久，秦观遣朝华回家。二十多天后，朝华又归。第二年秦观因党争牵连，出任杭州通判，秦观为了修真再遣朝华，并赋诗记事记日。

秦观到了长沙，对一义倡极为眷恋，有几首词为义倡而作。那义倡酷爱秦观词，秦观于藤州突逝后，义倡带孝行数百里为秦观守灵，后殉情而动天撼地。

后人如唐伯虎等曾嘲讽秦观，什么“修真”不“修真”，遇到长沙义倡又是一个样子了。对以上事件《评传》认为，秦观遣朝华的妨碍“修真”只不过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美丽借口而已，并非是先纳后弃，而是体现了秦观对朝华深深的爱，更深层次的爱。秦观被谪，自己年届中年，前途渺茫，生死未卜，而朝华青春年少，不能让她同自己一道受苦，永远受累，不如及早借口遣之，遣之实是深深爱之。如此看来，秦观并不是一个假卫道士了，他倒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情种。至于同长沙义倡的艳遇，也是可以理解的。秦观屡遭贬谪，遇一红颜知己，对于他饱受创伤的心灵不无是一种慰藉。《评传》的新解是有见地的。

秦观的诗“甚巧”、“甚丽”、“风骨俊秀”，后期的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他的《梅花诗》曾得到王安石、黄庭坚的赞誉，苏轼更是极力推崇。在中国诗史上金人元好问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一首：“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元好问将秦观的《春日五首之二》与韩愈的《山石》诗比较，得出秦观诗是“女郎诗”的结论。此说不胫而走，后人亦沿袭之，流传至今。对元好问的“女郎诗”说引起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反驳有力的是清代的袁枚（见《随园诗话》），还有清代高邮人王敬之（见《读秦太虚淮海集》）等。秦观的诗是不是女郎诗，这是个历史的公案。《评传》作者许伟忠先生指出，元好问的“女郎诗”说的偏颇处在于：其一，以己划线。元好问喜豪放刚健、雄浑壮美的诗，对于秦观的某些纤细、柔秀、清新婉丽的诗则排斥之、讥讽之。艺术的审美应当是多元的，决非单一。其二，以偏概全。秦观的诗有400多首，而写得纤细、柔秀的诗大约占到四分之一，且大多在早期写成，而遭贬后的诗则变得高古、苍凉、沉郁。对韩愈的《山石》诗，清代赵翼曾经批评道：“然奇险处自有得失”，“时见斧凿痕迹”（见《瓯北诗话》）。其实，韩愈也写过“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的“女郎诗”。对于诗作风格的评价决不能以一当十，抓住芝麻当西瓜。

在中国和海外每年以秦观及其作品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往往以十、百计，而研究者总不免会有疏漏的地方。《评传》在探究少游词感伤的根源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秦观仕途多舛，屡屡受挫，心情郁闷，命运的不幸酿造了他诗词作品的悲情，成就了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一章，这是中国诗词史上的大幸。没有“不幸”就没有“大幸”。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不妨套用之：不幸出大作。当然不是所有遭不幸的人都能出大作，只有在秦观这样特定的人身上的不幸，才能写出灿烂的光耀后世的大作。

秦观在贬谪途中，极度凄怆、悲苦，乃至绝望，写下了《自作挽词》，设想自己死后的凄惨景象。秦观逝后，苏轼抄录此诗，认为秦观已“齐生死，了物我”。而宋人胡仔不这样看：秦观“情钟世味，竟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岂真若是乎？”（见《苕溪渔隐丛话》），胡仔没把话挑明，许伟忠先生明说了：“对死后悲哀场面的过分渲染，恰恰表明了少游对生的依恋。”是“愤激之情”，当然也寄寓着一种“齐生死、了物我”的人生观，“烟浪远，暮云重”，“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

对秦观的身世及作品无论是纵观还是横观，许伟忠先生的评点精当。

评传结合 相得益彰

有的人物评传，或“传”多“评”少，或“传”少而“评”多。“传”是“评”的基础前提、“评”是“传”的深化、升华。没有“传”，“评”就是空中楼阁，成了虚无漂渺的妄说。只有“评”而无“传”，“评”就成了空穴来风，无影造西厢。有分寸的“传”、“评”结合，会写出一个有思想、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人。许伟忠先生的《评传》“传”得有神，“评”得有味。以“传”为经，以“评”为纬，经纬交梭，编织出一个绵绣多彩的秦少游。

秦观的一生是充溢着悲情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人生撕毁给人看。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说：“纯粹的痛苦和灾难只有经过艺术的媒介‘过滤’之后，才可能成为悲剧的一生。”“过滤”实是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艺术加工与创造。只有如此，悲情才能具有美的品格与属性，才能给人以美感。许伟忠先生的《评传》是经过“过滤”的，使读者艺术地、平实地感受到秦观的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