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干部朱超回忆峥嵘岁月

“城墙高，城墙长，城墙里头有二皇，苛捐杂税如猛虎，无辜百姓遭了殃。我们是常胜的军，我们是惯战的将，我们是人民的卫士，哪怕敌人再顽强！褪下炮衣瞄准枪，梯子架在城墙上，伸手捉拿瓮中鳖，一定收复淮阴城，我们威名苏北扬。”这是一首创作于1945年8月下旬的歌曲《一定拿下淮阴城》，近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见证淮阴解放的离休干部朱超在南海社区的家中回忆起当年那段峥嵘岁月激动不已，他跟记者讲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16岁参加革命   40年后才回家

1926年，朱超出生在革命老区涟水县东乡南朱集，由于家庭条件加上学习都不错，小学毕业后他上了县联立中学。“20多个学生考试只招取2人。”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他真正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帮助劳苦大众的。”3年时间，让年幼的朱超心中萌发了参加革命从而救国的强烈愿望。

“从联立中学毕业后，作为家中的老大，父母希望我承担起家庭的事务，不让我参加革命，一方面是家庭的情况还可以，更主要的是为我担心，因为当时斗争形势非常复杂。”而救国心切的朱超，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着家人熟睡的时侯，悄悄翻过墙头参加了革命。

“虽然当时我还不到16岁，但一直坚信共产党必胜！”朱老爽朗地一笑，“我参军后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也不是因为离得远，其实部队经常从我家附近经过，我是不敢回，当时的环境很复杂，一旦暴露了身份就会连累家人。直到40年后，才跟家里联系上！”

17岁当上干部   

“进入部队第二年，我就当上了文工团分团长。”朱超自豪地告诉记者。由于工作突出，18岁，朱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文工团活跃在各个连队，随时跟大部队一起参加战斗，对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活跃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忆起过去，朱老的思绪不断地拉长——

1940年10月，黄克诚到盐阜、淮海开辟根据地。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近万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受8万余国民党军的伏击。除黄火星、傅秋涛率领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统一改为新四军，而八路军五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三师，分为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

“当时的斗争形势极为复杂。”朱老介绍说，“我就在盐阜军分区文工团工作，做过文化教员、当过文工团团长。”

“战时的文工团实行的是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发现有敌情，我们打起背包就走。有时深夜演完戏，一走就是一、二十里。一般在一个地方只住一、二天，住三、五天就算长的了，而且是走到哪里，宣传就到哪里，夜间演完了戏，还要写抗日标语、墙头诗等。”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生参加过上百次大小战役的朱超提起当年的战斗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见证淮阴解放

“1945年9月6日下午2时，新四军三师向在淮阴的伪军潘干臣部队发起总攻前，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在前沿阵地为特务团突击排的全体勇士们戴上了大红花，此次战斗的胜利对解放淮阴城起了重要作用。”

“那场战斗，我至今刻骨铭心！”时任盐阜文工团团长的朱超带领同志们，紧随10旅旅长刘震之后，冒着枪林弹雨跃过了护城河，在枪林炮雨的战场上抬伤员、运烈士、宣传鼓劲、了解敌情，同时负责随时加入战斗或者阻击来自淮阴一带的日军援军。  

“这场战役打得很激烈也很艰苦，6日中午吃了一点干粮，之后就滴水未沾，一直到第二天战斗结束。”为了让大部队顺利登城，战斗连连长徐加标高举红旗登上云梯，舍身堵枪口，封死了伪军重机枪的火力。“冲啊，杀啊”，战士们高喊着，潮水般冲向那些逃兵，敌军在我军火力打击和政治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最后，我们活捉了伪军队长潘干臣，剩下的伪军投降了，那个场面壮观啊！”朱超双手比划着，时光仿佛倒流到了65年前的那场战斗。

“徐加标同志用生命和鲜血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啊！”此时的朱老脸上不再平静，他回忆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酷，更是对战友的怀念。在历史的风雨面前，朱老接受了精神的洗礼，在淮阴解放仅8天后的祝捷大会上，朱老带领文工团的同志献上五幕七场话剧《淮阴之战》，剧中塑造了徐加标的英雄形象！

革命夫妇同甘共苦

朱老的老伴樊发吾也是一位革命军人。她在老家南通参军当上了一名军医，跟朱超同属盐阜军区。采访中，她感慨道，“我亲眼看到，日本人的炸弹像雨一样，他在前线九死一生……”

“年轻时他又瘦又高，在盐阜军分区是有名的，不仅英勇还有才华。”樊发吾是位开朗豁达的老人，她告诉记者，自己的青少年岁月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和战火中度过的，而婚后更是时时为朱超提心吊胆。

“当时，朱超随时要跟随大部队一起参加战斗，除了战斗中时刻都要面临死亡外，还要对付充满危险的野外恶劣环境。”樊发吾说，有时演出结束时间太迟了，朱超就躺卧在农民家门口的鸡窝、猪圈等处睡觉，由于当年在野外被蚊虫盯咬，导致他至今还被血性乳糜尿（血丝虫后遗症所致）等疾病缠绕。

干了一辈子医护工作，樊发吾对当年朱超为了革命工作所经历的艰险记得清清楚楚：“1947年，他到射阳下连队时，国民党的枪弹在只离他尺把远的地方；国共合作时，他穿着军大衣去集镇上买演出油灯时，也险遭枪炮……”如今，两位老人都已过了耄耋之年，但战时那段难忘的岁月已牢牢印在了他们的回忆里。

“现在国泰民安的生活多好！”朱老说，解放初期国家十分困难，他和老伴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的建设；为了养育子女，他们省吃俭用；改革开发以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现在，他和老伴每天都要散步、锻炼身体，每天看新闻读报纸，关注国内国际大事。

“樊医生和我同甘共苦几十年，现在国家又给予我们不错的待遇。”朱老乐呵呵地说，“我们有时还会会会老战友，享受晚年生活的幸福，跟着共产党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