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2日，侵华日军占领高邮城。日军为从经济上掠夺高邮人民，在高邮城区设有32处“洋行”。

日军从经济上掠夺高邮人民财产的方式之一，即收购“中国铜元”。他们采取高于市场价格收取，并以配给香烟卷的手段引诱人们。

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高邮县辅币流通券

日军这一手段，一是将中国老百姓手中的“中国铜元”收集来熔化后充作军用。二是企图瓦解沦陷区的金融秩序，并导致沦陷区人民手中的货币贬值，从而使物价上涨。

沦陷区的高邮人民，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把“中国铜元”悄悄地收藏起来，不拿出流通使用。可是，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市场辅币（一元以下钱币）奇缺，出现商家难以找零的现象。一些商家为继续做生意，便以邮票作为找零辅币，有的还自制钱筹，以此方法抵抗日寇在经济上的掠夺。

在日寇未侵占高邮前，当地人民使用的是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通称“法币”。所谓“法币”，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不再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也不再以白银为货币金属，而统一改用纸币，并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由此而称“法币”。

江高宝兴流通券

日寇侵占高邮后，“法币”无法流通。日军用“军用票”和汪伪政权“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充斥沦陷区市场，以1：5兑收国民政府的“法币”。

新四军老战士、离休老干部、90多岁高龄的胡正元向记者讲述了日寇侵占高邮后的经济形势。他说，日寇入侵中国，占领的多为大中城市，无法顾及广大农村地区。因此，许多农村仍有民国政府存在或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游击区。在这些农村，老百姓手中使用的货币，就有可能出现三种都有的现象。

先来说说抗日民主政府发行货币的事。

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定名的“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发行“江淮银行币”，简称“江淮券”，流通于苏中全境，并成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

国民政府发行的高邮县政府流通券

1943年春，经苏中抗日民主政府批准，以“高邮县湖东贸易公司”为名，印制发行了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的“高邮县辅币流通券”。这种牛皮纸纸质的流通券发行总额10万元，它作为江淮银行币的辅助券，仅限在高邮境内使用。

“高邮县辅币流通券”虽然仅限在高邮境内使用，但是它与“江淮券”等值流通。它的发行，不仅及时地增加了“抗币”在高邮地区的流通筹码，也促进了抗日民主政府辖区内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在对付“中储券”、限制“法币”流通和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支援前方军需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苏中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时，针对新解放的城镇急需大量“抗币”的现状，又发行了“江高宝兴流通券”。此流通券限在江都、高邮、宝应、兴化4县区域流通，由江淮印钞厂印制，面值为“伍角”、“壹圆”两种。

再说国民政府，为抵制日寇在经济上的掠夺，也于1940年发行了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券别的“江苏省高邮县政府流通券”，票面正面盖有“高邮县政府印”和时任县长“陈桂清印”。

国民政府发行的这几种流通券，主要用于“法币”找零，并与“法币”等值，但时间不长便退出流通市场。

现在回头说说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手中三种货币都有的情况。一种情况是生活在高邮城沦陷区的人，用“中储券”去农村购买物品，而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也需要到城里购买农村稀缺或没有的物品，但农村老百姓手中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国民政府发行的“流通券”到城里无法使用。因此，城里人到农村买东西，正好双方互补。

还有一种情况，是抗日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动员群众，用“伪币”（中储券）去城里（敌占区）换回所需要的物资，如医用器材、药品、布匹等等。因此，“伪币”在农村流通算是普遍现象，而“抗币”在敌占区不仅不能流通，而且拥有它就有生命之危。

战争年代的“金融战”，虽然无硝烟、无刀光剑影，但是斗争同样激烈惨烈，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收藏“抗币”，就是收藏一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