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有个界首市，那里是安徽与河南两省交界之首。

高邮有个界首镇，这里是高邮与宝应两县（市）交界之首。古老的界首镇，东、南、西、北方有4个圈门，上面还有谯楼。夜间四门关闭，镇内谨严有序、静谧安闲，别有一番情调，俨然是一个小城的格局。此圈门还在，出了这个小“城门”不远，就到宝应县了。

界首镇的南大街附近住着不少潘姓人家。过了小闸口向东南，有座状元桥，状元桥跨马泥河，直通下河。过了状元桥便是开阔地，有数米高的土墩，名状元墩（在今界首中学内）。南大街边还有条街叫兰芬街。而今，状元桥犹存，状元墩已平，兰芬街还在。古老的界首镇与“状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街道的名称叫“兰芬”呢？这些在“老界首”、“老高邮”看来都是个谜。

2011年冬，清代道光二年的恩科状元戴兰芬之七世孙戴之明先生从安徽天长来访我，并以启功先生题签的《木叶泉声》著作相赠。之明先生治学严谨，参与续修《戴氏宗谱》，查阅了清同治《天长县志篡辑志稿》、《清代名人传略》等资料，对先祖兰芬公的生平事迹有所研究，他在给我的信及著作中明确地写道：兰芬公的母亲潘太恭人是高邮人；见面时又向我强调此事。我反复思量，调查走访，终于豁然开朗，原来高邮界首的桥名、墩名、街名都与戴兰芬状元有关。读《木叶泉声》后边使我对戴兰芬有了更多的了解。

戴兰芬，安徽天长人，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生。父亲戴景和（字畅村），廪生，是一位资深的秀才，以开设私塾为业，家境清寒。母亲潘太恭人，高邮界首镇人。界首古镇交通发达，市面繁华，明洪武年间就设有界首驿，还有界首递运所。在界首镇潘姓人家不少，至今在镇南头还有不少潘姓人家居住。戴兰芬幼时常到舅舅家生活一段时间。戴之明先生来信说，可惜戴兰芬舅舅已不知名。天长到界首很方便，乘帮船倘遇顺风，几个小时就到了。状元墩可能是戴兰芬舅舅家住处的旧址，也可能是戴兰芬常与小朋友去玩耍的地方。戴兰芬少怀大志，勤奋苦读，6岁时就能赋诗作对，14岁就补博士弟子员（秀才），要知道那时代有的人考到六十岁还不能中秀才；18岁成为廪生，他可以按月领取大米补贴，主考官安徽学政汪建珍对他极为赏识，称他为“鹤立鸡群”；28岁到省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时为嘉庆戊辰年（公元1808年）。不久，母亲潘太恭人病逝，戴兰芬悲痛欲绝，他决心日夜攻读，进京赶考，以报母恩。每次进京考试都需要不少费用，仅靠父亲教私塾的收入是不行的，便多次到界首舅舅家求助。舅舅家虽不富裕，但经济状况较戴兰芬家相对要好些，每次总多方设法，慷慨助行。戴兰芬对舅舅的感谢之情深深地埋在心里。舅舅的家大约就在兰芬街。

戴兰芬一次一次进京赶考，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奋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第七次进京会试，终于成功，此时已经42岁了。这一年是道光二年闰三月廿一日，公元1822年5月16日。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常在秋天举行，故名秋闱。会试一般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三月举行，故名春闱，地点在京城礼部，又名礼闱。主考官、同考官由朝廷派大臣总裁和主张，高邮明代的董、清代的夏之蓉、王引之都曾分别任过会试的正、副主考、同考官。会试考中为贡士，经复试，贡士的第一名为会元，也称会魁。高邮清代的王安国、夏之蓉、夏廷之、李等都中过会元。戴兰芬复试结果为一等第二名。接着皇帝在金殿太和殿亲自主考，亲王、大臣监试。殿试卷博大宏富，明清时已转为策论散文，内容多为对当代政治的关心，对儒家传统的研究。由大学士、部院大臣评卷。参加殿试的均为贡士，初为每年5月，后改为每年4月21日。录取者为进士，根据答卷水平的不同又分为三等，第一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计3人，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高邮的王安国（王念孙父）即中过榜眼。第三名称探花，高邮的贾国维、王引之均中过探花。第二等为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第三等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戴兰芬矢志不移的追求与坚韧不拔的进取，终于中了状元。这是由读卷大臣将前十名试卷进呈皇帝，当面拆示考生姓名，由皇帝亲自点定的。

状元点定之后，皇帝于次日清晨单独召见前十名进士一次，史称“小传胪”，填写大、小金榜，揭晓殿试名次，放榜，称“大传胪”、“传胪大典”，是国家最隆重的仪式之一。接着状元率领新科进士赴礼部参加盛大宴会，明称“琼林宴”，清称“恩荣宴”。此后，状元又率新科进士至孔庙向孔子行拜谒之礼，并在国子监立石碑，刻上新科进士姓名，夺中状元的程序才算结束。

戴兰芬中状元后，作《七绝》二首，呈送父母：

两道金鞭响似雷，马蹄飞过帝城隈。

青灯二十年前苦，博得天街走一回。

紫陌红尘滚作堆，人人争看状元来。

书生面目原无异，我到长安已七回。

戴兰芬中状元时的情景、喜悦、自豪以及二十年艰辛、劳苦的记忆，全在诗中了，而且戴兰芬能以平常心待之，“书生面目原无异”。

戴兰芬中了状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安徽天长，自然也传到了他母亲、舅舅家所在的高邮界首镇，古老的界首镇沸腾了。一些文人雅士、贤达名流以及戴兰芬到界首常与之聚会的朋友，便将他母亲住过的、当时舅舅住的街道改名为兰芬街，将其家附近跨马泥河的砖桥，也是戴兰芬常常伫立其上看着流水东去而产生“逝者如斯夫”感慨的小桥，命名为状元桥。戴兰芬经常过小桥登开阔地而望远的土墩命名为状元墩。

戴兰芬中了状元，道光皇帝授予他翰林院修撰，此为状元专就之职，只此一人而已，故称状元为殿撰。榜眼、探花则授予编修。

按清代制度，状元的父母要被“诰封”。戴兰芬母亲潘太恭人已逝，只能诰封其父。其父受中国传统道德之陶养，于是赋诗教子：“百虑尽消樽有酒，一钱如爱我无儿。”父亲对中了状元的儿子提出了告诫，十分严厉，甚至到了严酷的地步。后来戴兰芬的行为的确做到了“一钱无爱”，父亲戴景和真的有这个儿子了。

1825年，戴景和去世，旧称“丁忧”或“丁艰”，有的将父丧叫“丁外艰”，母丧叫”丁内艰“。戴兰芬服丧居家，这也是清廷的礼仪，当官的父母去世，要离任回家，守孝3年，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不久，戴兰芬的舅舅也去世了，戴兰芬痛上加痛。戴兰芬考中状元与舅舅的激励、关怀及资助紧紧相连，还没有来得及回报，舅舅就离开了他，真是遗憾无穷。他写了一副挽联痛悼父亲与舅舅：

吾父何在，吾舅父何在，痛两人长逝，泉台彼此仍为好友；

一载相依，三千里相依，才几月归来，令子后先同作孤儿。

从这副挽联中，似乎听到了戴兰芬痛失亲人的呼号；也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同舅舅之间的深厚感情，正如民间所说“嫡不过郎舅”。

1828年，戴兰芬服丧期满，被派往福建任乡试正考官。戴兰芬对新任的官职充满了敬畏感，工作勤恳认真，为朝廷遴选了一批有用人才，如后来成了巡抚的林鸿年、何冠英、郭伯荫等，都是他选中、器重的俊彦。

1830年，朝廷任命戴兰芬为“恩命典试督学”、“钦命提督陕甘学政”，简称为“学政”，俗称“大宗师”、“学台”；因兼考武生，故加“提督”衔。此职为钦差大臣，与当地总督、巡抚平级，掌管陕甘学校生员考课升降要事。戴兰芬刚到任上，即发布《告陕甘诸子示》，整顿学风、考风，使有真才实学之士精神大振，脱颖而出。他在任3年，为朝廷选拔了一批英才。

1833年，道光十三年八月，戴兰芬奉诏回京任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迁翰林院侍读学士，“一岁三迁”，这些均是进入内阁中枢之必经任职过程。道光皇帝对戴兰芬是器重的，且有擢升之势。可惜，戴兰芬回京刚一月，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时年52岁。道光深深为之痛惜，国子监祭酒蒋丹林写了一副挽联以悼：

重华第一元看三锡（赐）    承恩天意方期大用

复命才周月痛四年   视学臣心未了平生

这副挽联既写出了皇上对戴兰芬的期盼，也准确地对戴兰芬的一生作了概括和评价。

关于戴兰芬也有一些传说。

1820年，清仁宗顺琰嘉庆皇帝崩，在位25年。

1821年，清宣宗宁就位，为道光元年。按礼，嘉庆崩，道光要守孝3年，每日斋戒，禁止一切娱乐与男女之事。可是，在道光就位的第二年，即1822年，却生了个小皇子，这是违礼仪、犯天意、触家规的大事，真是大逆大道。按清廷规矩，道光要充军赎罪。道光刚登基不久，有很多国家大事需他处理，怎能离得开！再说，天下“唯我独尊”的皇帝怎能去充军！于是有近臣侍从出主意，建议让新科状元替主充军。巧得很，也就是这一年（公元1822年）戴兰芬被皇上破例开恩开考中了恩科状元。道光欣然应允，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有人代充军，对得起祖上，对得起家规。此时戴兰芬尚未授任官职，对外边说得过去。而戴兰芬呢，欣然受命，皇帝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君叫臣死，不敢不死啊！道光又赐戴兰芬“尚方宝剑”一把，“如朕亲临”宝玺一方，并交代他，“充军”途中要视察、体恤民情，一切视机行事。因为是“充军”，要带刑具，怎么办？倘若坐轿，便将刑具套在轿杠上；倘若乘船，就将刑具套在桅杆上，这就表示“服刊”了。

戴兰芬带着随从离开京城，沿途一边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边体察多姿的民俗风情，遍尝多味的特产方物，开阔了胸襟，舒畅了心田。读书几十年，难得有如此好机会、好心情，有感即发，写了不少有个性的诗词。界首古镇是戴兰芬南下必经的地方。他来到了阔别的界首，百感交集。小时候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赴京赶考盘缠经费不足了，曾多次到界首舅舅家求援，舅舅总是热情尽力相帮。而今，舅舅仙逝，自己中了状元却无法报恩；况且替主“充军”也不宜声张。戴兰芬在界首镇北首太平街一带住了下来，微服去南大街、闸塘路，在小闸口跨马泥河的砖桥上注视东去的流水，登上广场的土墩四望，既有奋斗成功者之喜悦，又有物是人非之感慨，还夹杂着些许淡淡的忧伤。回到住处，戴兰芬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诗。据居住界首镇多年的知名诗人赵福林老先生回忆，戴兰芬壁上题诗的地方在界首小学老大门西边的一条巷内，原有陆姓、唐姓等人家居住，有上下堂屋。非常遗憾，戴兰芬的题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住户铲除，墙壁重新粉刷。至于题诗的内容，赵老先生也记不清了。

关于戴兰芬替主“充军”的传说，其七世孙戴之明先生曾向国家图书馆查询过，答案是：正史未载。又查了道光朝的《起居注》、《实录》等内部资料，亦无记载。虽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此事乃最高统治者一大丑事，本已见不得人，正史、野史哪敢载入！中国人有为贤者隐、为尊者隐的习俗，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呢？所以此事只能长时间在口头上流传。

戴兰芬替主“充军”的事，不能断其有，亦不能断其无。国家图书馆咨询室认为，这是一件他们从来未遇到过的奇特的大事，很想彻底查清，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探究。还是王国维先生说得好：在中国、外国的神话、传说，总是同历史事实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闭而漫长。自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实行科举制以来，到清光绪卅一年（公元1906年）废止，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共计选拔出700多位状元。

相传（又是一个传说），高邮历史上出过一名状元，他就是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的赵伦。清代的顾光还写了一首七律《登状元墩》，第一句：“高墩突兀傍东城”，状元墩在城东。

说宋大观元年高邮赵伦是状元的有：高庆森在1989年高邮政协《高邮文史资料》第九辑刊文，1995年《扬州史志·高邮古代人物专刊》第一期（王鹤主编）刊载，1996年高邮市教育局编纂的《珠光风教百千年》沿用了高庆森的相关材料。

者查阅了《宋史》、《中国历代状元名录》等有关资料，没有发现高邮赵伦中状元的事，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没有举行过殿试，大观三年有殿试，状元是贾安宅。看来，北宋高邮出了个状元赵伦亦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就视同戴兰芬替主“充军”的事一样，但“始作俑者”谁呢？留待以后定论吧。

不管怎样，高邮界首的女子生了位状元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界首人、高邮人提到状元戴兰芬当然会喜形于色的。

戴兰芬，戴兰芬，代代兰芬，天长界首，高邮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