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过庚子国变、辛丑新政及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政治改革再起。朝廷在各方面压力尤其是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影响下，终于明白大清的未来无须他求，要进行政治改革，走君主立宪道路。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第二年2月下旬，杨芾以大清国“记名军机章京陆军部郎中”身份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实业，回国后著《扶桑十旬记》，记载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方方面面。

《扶桑十旬记》失而复得

杨芾（1855-1922年），字若米，江苏高邮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于乡，次年为三甲二名进士。初入兵部为主事，又入军机处为章京。领班军机恭亲王奕对杨十分倚重，入宫晋见，外出视察，多带杨同行。一应奏议、谕令亦多出自杨手。

杨芾数次为同考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杨亲手取中末代状元刘春霖。杨素惜人才，另一次春闱，他为18岁的商衍嬴“荐卷”，商中进士并点翰林后，亲自登门晋谒恩师。

杨芾仕途最后一站是山东莱州知府，从1907年日本考察回国到1910年共任职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悬车归里，在家乡高邮安度晚年。他自书对联：“富贵已甘辞五马，家祥犹喜说三鱼。”他在花园池塘里的船楼上还写着：“未到日斜先系缆，及忙风利早收帆。”这些应都是他对自己心情的写照，其时他55岁。

据杨芾的曾孙、鼎字辈的大哥杨鼎昌先生回忆：大约1943年，他当时在梁逸湾读小学。一天，他去后花园晚香园，爬上那座叫做“船楼”的建筑，见船头有两大捆书，封面是《扶桑十旬记》，一色仿纸石印本，知道是曾祖写的书，就抽出两本，回去看了，似懂非懂，仅记得日本人捕大鲸鱼一事。抗战胜利后，全家去了上海，这两本《扶桑十旬记》就留在老家住房的书桌上。2002年5月7日，住在洛阳的汝樟叔从高邮到江都来看望他，他们虽是叔侄，而童年常在一起玩耍，且感情特好。闲谈中，说起遗失的《扶桑十旬记》，汝樟叔对他说：“既有这本书，总有办法找到，国内没有，说不定台湾或者国外有。”两年后的2004年10月19日，汝樟叔从洛阳打来电话。告诉他《扶桑十旬记》已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不日将付邮寄上。今年82岁的杨鼎昌老先生说：“这电话令我欣喜若狂，放下电话，我都不知道做什么是好，呆呆地站了好半天。”

《扶桑十旬记》有些什么内容

杨芾《扶桑十旬记》主要记载了三件事：一是考察日程。他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抵上海，二月二十四日乘博爱丸号轮船赴日，二十八日抵神户上岸，转火车赴东京。至六月初八日（7月13日）返沪，全程106天。

二是考察内容。在政治方面，他考察了东京行政区划、东京府厅管理、清国公使馆、清留学生会馆、靖国神社、警视厅、法院、地方裁判所、监狱、警察、控诉院、大审院、造币局等。在教育方面，他考察了从东京帝国大学到师范学院、理工医法文科大学，到中小学及幼稚园等各级学校运作模式，还有图书馆、博物馆、世界周游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体育场等社会教育活动场所。在实业方面，他考察了交通（轮船、火车、公共汽车等）、博览会、劝工场、印刷局、书市、机器局、造船局、采矿局、制糖厂、寸（火柴）局、玻璃制作所、医院、银行、金库、邮便储金等。

三是接触了一大批在日华人。明治维新以来，短短三十年，日本即从同被西方侵略的落后国家，一跃变为与列强相颉的先进国家，让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君主立宪与国民教育的好处。对中国来说日本是再好不过的模仿对象。庚子之后的留日热潮，正是这种反思与效仿心态所致。杨芾赴日期间，接触了徐仲蕃太史等一大批官员及留学生或留日学者。有趣的是，他还遇见了两位高邮老乡：迮希孟（龙山）在东洋大学就读，略通东语；黄叔仁（定斋）在日本学医。

杨芾的考察有什么特点

在杨芾赴日之前，中国陆续已有不少官员、学者、商人、学生赴日考察，如罗森、王韬、何如璋、李筱圃、黄遵宪、傅云龙、黄庆澄等。杨芾显然不愿意泛泛地引述与印证前人的游日感受，他要记录自己的亲身体会。在归国后写的《扶桑十旬记》开篇，杨芾称自己在日本“频频憩游，察人情，瞻物品，流连风景，颇会于心”，因为“素行质实，不愿剽陈说以自夸”，“虽心得之毫无，却唾余之耻拾”。因此他一再对自己“不通东语”表示遗憾，抵日未及一月，便为自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每天学两小时日语。

杨芾到日本时，是否仿照日本行宪政，改制度，对于中国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成其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日本的制度，如何能完整地、有效地移植到中国来。因此，杨芾在观察日本社会时，其细密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即以他对东京电车的记叙为例：

东京电车络绎，自晨至夜半，来往不绝，行人称便。车有黄色绿色紫色区别，各行地段，沿途设无数红柱，粉笔标明某处停留场，以便陆续上下，登车买票，无论远近，每人五钱（合中国五十文），若买住复票，只九钱，谓之往复切符。若买二十回票（即二十次），只八十五钱；三十回票，只一圆二十五钱；五十回票，只二圆五钱，谓之回数切符，可收存陆续用也。如拟往某处而本车不能经达，本车另给一单，在拟到之地名上剪一小洞，可持此换坐他车，不再收钱，惟限以时刻，逾时则无效，如不识路途，询之路旁警察，无不详晰指示。仍有电车案内人，在轨道旁指点。东人办一事，即尽一事之责，大率类此。

在日期间，杨芾对各方面制度、器物、场所的观察与描述，详尽密实，都“大率类此”。

给人印象很深的还有，他所到之处都能触景生情，无处不流露出他的爱国之心。参观靖国神社时，见日人将历年所获我国军器陈列于四周屋内加以标识，他写道：“见之凄然。”又见日人将所获奉天（今沈阳）各官德政匾额悬挂四壁，他写道：“我等见之惭汗。”又道：“一一悬挂，彼盖以夸大其功，我等见之，能无泪下乎。”参观上野博物馆见标明中国旅顺战利品旧水雷、枪炮等，写道：“盖以夸耀战功，我等见之滋辱矣。”看到馆内藏有庚子年掠自中国都城的中国古玩玉器等物，他写下：“睹物伤怀，殊难自谴。”如此“自惭”、“汗颜”、“伤怀”之辞，书中俯拾皆是，由此看出他对软弱、落后之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专制体制内的有识之士

杨芾这次赴日考察的身份是“大清帝国记名军机章京”（小军机）。军机处或称军机房，或称总理处，是清廷政治的中枢，是最高指挥机关。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领班的军机大臣（大军机、首相）恭亲王奕力主开展洋务活动，作为清廷中主持洋务活动的首脑人物，他带领端方和杨芾等，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

杨芾这次赴日考察，携带的既不是军机处咨文，也不是兵部咨文，而是两江总督端方的咨文，他与端方并无统辖关系，这次考察更象是一次委托调研，反映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谥号忠敏，满州正白旗人，清末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升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了更为重要的任务。9月24日，清政府受立宪运动影响，派端方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预备制定宪法。五大臣出发之日，革命党人吴樾以自杀式炸弹，在正阳门火车站行刺，致使启程日期推迟，徐世昌、绍英也被李盛铎和尚其亨顶替。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秘密出发，率领正式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海圻号军舰赴上海，于12月19日下午转乘美国邮轮赴日本。戴、端一行历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十国，于次年8月回国。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回国之后，端方出任两江总督。

反映杨、端之间不寻常关系的还有以下这段故事：一次端方入京陛见，杨邀其次日午宴，次日杨退朝后即命家人至端处催请，端以时尚早，乃不旋踵，杨又连续两次催请，迨端至，酒菜已上齐，稍饮即请用饭，饭毕即端茶送客，端惊异莫名。回寓不久即听呼圣旨到，谕旨免去端方一切职务。端始悟杨旋风式午宴之原因。

第三个人是清末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公车上书后，光绪命梁启超为军机处章京，梁与杨芾共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相处融洽。梁对杨著《扶桑十旬记》多有赞誉，并将《扶桑十旬记》收录在梁著《饮冰室合集》之中。

从恭亲王奕、端方、梁启超等与杨芾的关系来判断，杨芾应是君王专制体制内的有识之士，是君主立宪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杨芾在《扶桑十旬记》终篇中总结道：遍游日本，“目不睹悖义之事，耳不闻非理之言，问何以故，曰法律严而一也；问尽人知守法律，又何以故？曰教育普且早也。”上则要求法治，下则普及教育，这就是杨芾访日的感悟，同样，也是清末立宪运动与启蒙运动的主旨。

（本文承冯尉东联系杨鼎洹，得以采访杨鼎昌、杨鼎明，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