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卡尔”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德籍犹太人卡尔为躲避希特勒的屠杀，于1939年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居住了四年后，因害怕再遭到日本人的迫害，加之当时希特勒因战事吃紧，放缓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返回了德国。临走前卡尔将从德国带来的一千多册图书交由房东林道志请其代为保管，并说一定会回上海取走。林道志答应了卡尔的请求。谁知这个承诺一直延续了七十年。七十年里，林道志及其家人一直无法和卡尔取得联系。林道志去世前，将这个承诺交给了他的子女。到了今年七月，因林道志儿子居住的房子要拆迁，这批图书的归属成了问题。林的家人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当年卡尔寄给林道志的书信和地址，便通过媒体和网络展开了大规模的寻找。经过苦苦找寻，后由中国在德国留学生到卡尔的家乡查找得知，卡尔和妻子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相继去世，且两人没有子女。遗憾之余，林道志的家人遂将这批图书交由上海虹口区图书馆保管。自此，这个延续了七十年的承诺终于划上了句号。白岩松在《新闻周刊》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后感慨道：在太多的诺言可能会被随时放弃和背叛的今天，这种锲而不舍的坚守便成了一种感动和一面镜子。

感动之余，我便在想，寻找卡尔，我们到底找到了什么？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一幕：战火纷飞，难民如潮，卡尔和太太仓皇出走，他们费尽周折，不远万里来到上海，随身携带的竟是重达五六百斤的一千多册图书。我无法想象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卡尔和太太是以怎样的一种毅力把书带到上海的，我只知道书就是他们的一切。这就是卡尔，这就是德国人，他们视书如生命。后来的寻找得知，卡尔回到德国后辗转了四年才回到家乡安顿下来，而那时中国国内已爆发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卡尔还是无法到中国来，否则他是一定要设法把书带回去的。

透过卡尔这面镜子，我看到了我们对书的态度的差距。书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装潢，一种摆设，甚至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虚荣。假如卡尔的逃难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人也会像卡尔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吃尽千辛万苦把自己的藏书都带上。即使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要知道，卡尔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曾经看过一个调查分析，里面说到欧美日本以及中国人家中藏书和每年阅读书籍的数量，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只记得中国人的藏书和阅读量和人家差距惊人。过去我们是无书可读，现在更多的是有书不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图书繁荣之初，自己当时用有限的工资买了许多名著和其他书籍。时至今日，家中三个书橱里的书看上去很是气派，但真正看过的不到一半。仔细想想，主要还是浮躁的心态在作祟，并由此产生了这种叶公好龙的现象。书是一种摆设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而功利性的读书则是更可怕的一种痼疾。现在有些人，不是认认真真地读书，而是喜欢浮光掠影地看一下书的提要，或者就是弄几本杂志看看，然后记住几个典故或几句警示恒言，再到会上或一些场合唬人，不知其底细的人还真以为他们读了不少书。如果再深入交流一下，这些人麒麟皮下的马脚就会露出来了。卡尔把一千多本书带到中国，绝不是要来装装门面，更不是要逢场作戏地卖弄自己，他是把书当成自己的朋友，当成须臾不可离开的粮食。同是德籍犹太人的卡尔·马克思写下了《资本论》等鸿篇巨著，与他在大英博物馆刻苦读书，在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的美丽传说不无关系。而那些把书当做麒麟皮，用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浅薄的人，比那些有书不读的人更为丑陋。

对书的态度，骨子里就是对知识、对生活的态度。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德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德国人为什么讨厌中国人》。出于可怜的民族自尊心，我没看那本书，这本书肯定也有很多偏颇之处，但书的简介中说到的中国人的一些狭隘心理和陋习，我想多半与我们中国人读书太少，浮躁浅薄、心胸不开阔有关。所以，寻找卡尔，不应只是被七十年的承诺所感动，更应该唤起我们对书的热情和尊重。如此，我们的寻找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