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关岁末，人们又开始回顾过去。今年79岁的袁有宝先生，日前向记者回忆起他1963年从扬州教师进修学院回邮后，被分配到“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岁月。

职工夜校的慨况

时间一晃，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50岁的人大概也不太清楚“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的事情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而旧社会遗留的是一穷二白的底子，其特点之一就是人们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因此，党和人民政府在大力发展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同时，对已走上工作岗位的非学龄人员进行系统的文化知识辅导。

1951年春天，“高邮城区职业学校”建立，校址在西后街，虽只有教职员工3人，却开设浴室、茶酒、粮食等3个行业，百余名学员的扫盲班。

到了1953年，高邮城区职工业余学校更名为“高邮县职工业余学校”，并在三大镇临泽、界首、三垛设立分校。县委、县人委（即县政府）还成立了“高邮县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至1958年，“高邮县县直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与“高邮县职工业余学校”合并为“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其行政领导统属县总工会，由县总工会主席（时为徐增寿）兼任校长。同时，“高邮县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亦改为“高邮县干部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此时，学校有专用教室和附设用房1300多平米，教职员工20多人，担负一城三镇党政机关（包括县人武部、县民警中队）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业余教育任务。

业余学校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夏季停办。至此，业余学校共扫除文盲1000多人，培养高小毕业生700多人、初中毕业生500多人、高中语文学科结业100多人，输送进扬州师院在县级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开设的中文专业函授班8人。这些由业余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有的后来成为县（市）党、政机关的领导或部门、单位负责人。

业余学校办学很专业

不久前，以91岁高龄过世的市委组织部原干部科科长王德寿是夜职校的学员之一。他是“高邮城工商联簿记学习班”学员，他在这所学校里学习10多年，直至1964年“高中语文科学习，成绩及格，准予结业”，并在同年被评为“一等优秀学员”。他在担任学员的同时，还受聘担任该校教员。

王德寿的个人成长与其在夜校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他先后担任高邮城市职工消费合作社理事、蔬菜公司工会主席和计财股副股长、高邮县总工会工资工作委员会委员、县人委劳动科干部、民政科干部、县团委党支部副书记、高邮镇党委秘书等等。

记者从9月下旬开始采访“业余学校”，历时两个多月，苦于难觅当年的教材、作业簿、毕业证书等史证材料，却意外地在王德寿遗留的物件中，找到了他保存的当年“业余学校”许多珍贵的资料。

这些资料除有国语、算术、珠算等作业簿以外，还有令记者始料未及的地理、生理、歌曲等，这足以佐证业余学校的教育科目是多元化的。记者从用钢板刻写、蜡纸油印的9页《高邮县职工业余学校工作计划（1956年上半年）》中看到，工作计划有教学大纲、课时要求、教学进度等，十分详细。由此可见，学校的各项工作不是“业余”的，而是标准的专业化。

王德寿还保存了他妻子高承芳的数张“成绩报告书”，其中一份1953年2月份的成绩报告书，有“本学期应上课96天”以及校长高庆森和教导主任、年级导师的印章。一切程序都是正正规规在办学。据悉，高承芳担任居民小组长多年，“居民小组长”可是真正的义工啊！

记者还采访到了在业余学校里相识而结为夫妻的陆永融和王慧清。

陆永融是三垛人，他1952年由部队转业到高邮，担任县领导干部郑洞里的警卫员。后来郑洞里提升外调，陆永融分配到县百货公司担任“经济警察”。陆永融告诉记者，那时的经济警察与县里公安局的警察一样，有枪支和服装。他们警卫班共有8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化知识。

1954年，21岁的陆永融和其他职工报名到业余学校学习，他是从一年级开始读，一直上到高中。而陆永融的妻子王慧清当年还未参加工作，但是也在业余学校上学。王慧清告诉记者，那时上业余学校不需要缴任何费用，而且书籍、作业簿也是免费提供，一是政府动员大家上，二是自己也迫切需要读书。

陆永融说，参加业余学校学习不到一二年，不仅能够看书读报，还能写日记，后来单位黑板报也由他动笔，而陆永融则从文盲成为五金公司仓库主任。他至今还保持写日记和剪报的良好习惯。

夜校老师忆往事

现在，再向读者介绍几位当年“业余学校”的老师。李鸿祥，今年83岁，精气神特好，记忆力强。他告诉记者，1951年11月28日他到县总工会业余学校报到那天，是身着长袍。弹指一挥间，60多年过去了。

那时的业余学校全天开课，吃早饭前是机关干部班上课，上午是浴室班上课，下午是茶酒、饼面（即餐饮业）班上课，到了晚上是商业班上课。另外，一些工厂企业也根据各自情况开课。由于晚上上课的人多，因此人们称县干部职工学校为“职工夜校”。

李鸿祥说，当年的学员以男性为主，年龄多为30岁以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但是学习的积极性却很高。他至今还记得，搬运社五中队的“夜校”设在荷花塘小学（一中队：南益小学，三中队：新巷口小学），当年有名年近60岁的老工人，由于眼力不济，自备一支蜡烛上课，大有“翻身做主人，不做睁眼瞎”的雄心壮志。

李鸿祥不仅在高邮城教书，他还到临泽等地为职工们上课。他告诉记者，那时去临泽的交通工具是“帮船”。清晨从高邮出发，傍晚时分还未到临泽，在距临泽镇还有七八里远的路程，他与几名性急的年轻人弃船上岸步行。由于交通十分不便，那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在临泽度过的。

今年也有80岁的王剑舟老师，196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粮食学校工作。1961年调回家乡到“职工夜校”任教。他说，他到“职工夜校”工作时，正值我国3年特殊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学员面黄饥瘦，但是面对学习却是十分刻苦认真，尤其是干部班的学员，早饭前饿着肚子上两节课。有天下大雪，教室里也是坐得满满的。干部学员由于公差缺课时，主动联系补课，有些干部学员十分喜爱课外阅读，对阅读中弄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王剑舟笑着告诉记者，这些虚心请教的学员，日后多数走上了领导岗位。说来有趣，王剑舟老师的妻子张润秋也是“业余学校”的学员。

袁有宝1963年到职工夜校工作，一年后担任“职工夜校”负责人。“文革”爆发，他也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受革命师生、人民群众的批斗。在袁有宝保存的“职工夜校”资料中有一份感人心魄的“证明”。

这份证明由“职工夜校”教师、“从头越”战斗队负责人朱光虹手写，其内容为袁有宝的检查交待还不够深入全面，必须继续留在本校接受检查，如有其他造反派要批斗袁有宝，必须得到本战斗队的同意。

袁有宝说，正是这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证明，使他在“文革”动乱的岁月里，免受了人身侮辱和不幸，躲过了无数次的劫难。“职工夜校”短短几年的生涯，令他终身难忘人世间的真善美。

几十年过去了，职工夜校完成了它在特殊岁月的使命，但夜校的那盏“灯”，仍在当年的教师和学员们的心中亮着。（本文采访得到现居住在扬州的原干部职工学校教师居友贞女士的悉心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