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简历

江帆，男，1960年1月生，祖籍江苏高邮，研究员；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工学学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工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MBA）。

曾就职于航天工业部二院二部、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司、中国航天电子基础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历任副处长、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等职。曾任国家973项目技术首席专家，国家863项目航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深空探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是钱学森先生）

200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获“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2011年“获探月工程（嫦娥）突出贡献奖”。

我的老家在高邮。

据老人们讲，我们的祖先是江泌。

江泌，字士清，南朝梁济阳考城（今属河南兰考、民权）人，南朝名士。少时家境贫困，酷好读书，晚上读书以月光照明，光斜则握卷登上屋顶，随着月光的移动而读。有时候，他实在太疲倦了，从屋顶上坠下来，爬起来后再登上屋顶苦读。后来，他终于学有所成，官拜南朝齐侍读。

江泌勤学苦读的事迹传为千古美谈，也成为后人勤奋学习的榜样。江姓后人为了纪念先贤，铭记江泌刻苦之精神，故名祠堂为“随月堂”，而祠堂的对联则为“济阳世泽，随月堂声”，上联为郡望，下联为堂号。

江德之是我的曾祖父，光绪年间他与胞弟江濯之一起成为我们江家定居到高邮的第一代移民。

据高邮县志载：“江德之（1867~1923），原籍兴化，光绪20年迁居高邮。清末举人，他不愿做官，隐居家中，致力于祖传中医事业。在父亲指导下，刻苦钻研古典医籍，经常外出寻师访友，医术精进。擅长用‘火针’治疗初期痈疽，对中医妇科也很精通。治愈率很高，成为高邮当时的一代名医。在坐轿外出的路上，常被慕名而来的病人拦住，要求治病。他医德高尚，对无钱的病人免收诊费，有时还免费施药。他总结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写下《临床随笔》共4册，约10万字。”

我爷爷曾经说过，江德之先生来自于秦南岭江家庄。

“兴化”、“秦南岭”、“江家庄”，我曾作过一些考证，现今情况如下：

兴化，有一江家庄村，今属中堡镇。据村里老人讲，虽村名仍叫江家庄村，但村中已无一户江姓，原是否有江姓、江姓去了哪里已是一无所知。

在今紧邻兴化界的盐城境内有秦南地名，历史上曾叫秦南仓，现为秦南镇，但无秦南岭。秦南镇现有江窑村，在其周围还有江家舍和江庄村（今均属学富镇）、江家墩子（今属盐城市盐都区），但无江家庄。秦南（镇）附近江氏后裔颇多，其中江窑村、江家舍等尚存较完整江氏宗谱，甚至还有“随月堂”族谱，但至今尚未发现江德之兄弟的任何记录。

本来，唯一能提供可靠信息的是家谱，但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家的家谱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看来，现在再要弄清楚江德之先生在定居高邮前究竟来自哪里已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曾祖父共有八个儿女，前妻育有四男二女，其中一男尚未成年即早亡。前妻病故后，续弦许氏，又添一女一男，此男儿排行老八，人称八爷，就是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叫江文森，字韵樵。高邮县志上有：“江韵樵（1908~1980）（注：应为1911~1980），江德之子。经其父悉心指教，自己刻苦钻研，医术日益长进。后其父离世，他拜在颇负盛名的杨厚钦老中医门下，中医妇外科得其真传。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动员在城医生，组成城镇第十六联合诊所。后长期任县妇幼保健所、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中医师，妇科主治医师。医疗作风正派，一心为病人解除痛苦，培养和教育了不少学生。曾任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县政协常委、县人民代表、县科协常委、县中医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曾祖父去世时，祖父年仅12岁，尚未成年。叔父江濯之主持分家，将家产按男儿分成四份，抓阄决定，以示公道。择日，召集众多亲戚，弟兄几个跪成一行，拜过祖上，一一执阄，打开后，只见我爷爷就地“消地光”，大哭不允。起初，大家都以为祖父只是仗着年少，蛮不讲理。叔父忙问其缘由，我爷爷答道：“许氏虽是父亲续弦，但也为各位兄长之母亲，未留出其日后维持生计的一份，已是不公；再者，我是其唯一男儿，日后赡养送终之事必是我需要更多担当的。本想抓得一处沿街门面房产，也可做些经营，弥补赡养之用，没想天不从愿，当然不能从！”众亲戚听后也觉不无道理，于是重新抓阄，直到我祖父满意为止。

这就有了中山路375号的祖宅，也就有了多年后我在那里生活的一段经历，此是后话。

祖父生于中医世家，医术高超，至他已是第七代。少时在曾祖父身边耳濡目染，曾祖父过世后，他又得益于拜名师及自己刻苦钻研，尤擅长中医妇科，医术精湛。解放前为自由行医，解放后长期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成立县中医医院后，则转入中医医院。

祖父擅长中医妇科，帮助许多不孕不育的夫妇圆了做父母之梦。有一对夫妇，结婚后多年不孕，男方是家中独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邮，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还是很强的。尽管小夫妻恩恩爱爱，但公婆乃至社会的压力仍使“家庭战争”时有发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对夫妇找到我祖父，经过我祖父的精心诊治、悉心调理，后来，这对夫妇得了个大胖小子。记得孩子出生那天，这个孩子的家人一起上门来致谢。

还有一个患严重肝病的农民，多方寻医问诊均被告知不治，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来找我祖父。病人是被两个大汉用一块门板抬来的，蜡黄的肤色、瘦骨嶙峋的脸、盖着厚厚的棉被仍能看出已是重度肝腹水的大肚子。祖父望、闻、问、切，一边不停地叨叨：“怎么不早来？怎么不早来！”……多年后，从我记事起，这个后来完全病愈的农民农闲时经常来看望我的祖父，逢年过节更是次次不落。

记得小时候在原老宅堂屋的中梁上挂有一块宽约三尺、长有六尺的大匾，上书四个大字“起死回生”，我虽不知是何年何月何人所赠，但它除了表达赠匾之人对祖父的感激之情外，更是祖父名至实归。

祖父医德高尚。祖父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时，我尚在高邮城中小学读书，与县人民医院靠得很近，因此放学时我经常去他那儿玩。我亲眼所见，每到中午、下午下班时，他的诊室门口总是还有许多病人排队等候，因此，不能按时下班是十分寻常的事情。

下班后乃至节假日慕名到家里来求医的人也总是络绎不绝，做好的饭菜经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多少次，我奶奶不得不用带有哀求的口吻请求大家：“能不能稍停一会儿，让先生吃口饭？”

以前交通不便，乡下的农民又不舍得花那三毛、五毛钱坐“二轮车”（一种以人力来载人挣钱的脚踏车），一般都是步行进城来看病，因为又要赶路回去，因此往往是大中午寻到家里来请求诊治。祖父劳累了一上午，午饭后通常要小睡一会儿，但每每遇到有人上门求医，他总是随即起床，看完病总还不忘问人家一句“还没吃过中饭吧”，并让奶奶给病人炒一碗蛋炒饭。照例，奶奶已在灶上生起火，起油锅、打鸡蛋、放入少许葱花和盐，不一会儿，一大碗香喷喷、黄灿灿的蛋炒饭已端到了病人面前。要知道，那年月连我们自家的孩子也不是想吃蛋炒饭就有的。

病人自是感激不尽，而每当病人要留下看病钱时，祖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断然是一分钱也不会收的。

病人总想表达感激之情，既然看病不收钱财，于是就会带上一些自家的土特产要送给祖父。有时实在执拗不过，祖父也只会留下几个鸡蛋，或一些果蔬而已。

祖父为人慈善。我在祖父身边生活多年，从未见过他真正红脸与别人当面吵过架。即便是遇到极其不愉快的事，也顶多是事后在家里“骂骂街”。相反，倘若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祖父总是尽力而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邮城里，乞丐上门乞讨是司空见惯的。每遇此情况，祖父只要看到挂在堂屋梁上的淘米箩内尚有米饭，必是盛上一大碗扣入人家的碗中，如恰好遇上饭点，还会搛一些菜放到人家碗里。

记得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带着一个小孩，祖父拿了一个煮熟的鸡蛋给小孩吃，小孩一边接过鸡蛋、一边害怕地盯着大人，生怕大人说他。祖父一边询问大人的病情，一边关照大人千万不要说孩子，孩子若吓着了，吞咽过急会出现意外的。

祖父极喜爱小孩，对我们这些孙子辈更是疼爱有加。记得几乎每个礼拜天，他总是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揪”起，然后一老一小、手拉着手，去高邮饭店吃“早茶”。从我们家到高邮饭店顶多不过半里地的距离，但一路上不断地有人与祖父打招呼，自然也少不了有人顺便夸奖我几句，那时的我，心里别提有多“”！而所谓“早茶”，也就是要一两笼包子，外加一盘干丝、一壶茶而已，记得当时的一笼“常型”的包子，六个、两毛四分钱。

祖父有喝茶的习惯，他喝茶用的是一把使用了多年的小紫砂壶。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在外面“疯玩”得满头大汗，口渴了就猛地窜到他身边，不管三七二十一，抄过他的茶壶便一干而尽，而他这时往往会板着脸，但面带笑容地大声呵斥道：“把我点茶卤子都喝光啦！”仅此而已。

祖父家教极严。曾祖父本出自书香门第，自幼是读书之人，对七个子女也不失教育，四个儿子个个知书达理，三个女儿也人人断文识字，这在旧社会是不多见的。有一回，我的老姑奶奶来我们家，下午临走时，祖父为她准备了晚茶，她一边吃、一边对我说：“姑奶奶老啦，牙都掉了，现在吃东西都是‘囫囵吞枣’”。那时我顶多才五六岁，并不懂她说的“囫囵吞枣”是啥意思，而真正明白其含义是在几年后念书学到这个成语以后的事。

祖父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自然对他的子女后代也是倾其所能、严格教育。祖父育有三子，长子在初中时就被祖父送到省城南京去上学，紧接着没两年，又把次子送去南京，这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无论是从学业难度、经济代价上，还是从亲情之难舍、路途之艰辛上，与如今的家长们送孩子到海外去留学都有过而无不及。可以想象，祖父能作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当然，祖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近倾家荡产。

我小时候有一盒“玩具”，是用一个旧的铝制饭盒装着的，全是些齿轮什么的，有的齿轮上还有轴，我经常把它当着陀螺玩，在桌上一捻能转起来。祖父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家里原有一个大的挂钟，为了供我父亲和叔叔们同时上中学、上大学，不得不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就连那个大挂钟中的一点点铜也“难逃厄运”。

到我出生之时，祖父已是县人民医院的正式医生，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已趋好转。即使如此，家中的窘境仍然显现。现在我说给我的晚辈们听，他们都不完全相信：那时每到入冬，家中床上垫不起棉褥，奶奶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街上卖柴火的送来两三担穰草，垫在床上过冬；开春时，抽出穰草用作灶上柴火，来年入冬再买新的穰草。

值得欣慰的是，除三子因年幼、高考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很好地接受高等教育外，长子和次子都先后考取大学、学业有成。

祖父受人尊重。祖父从发病到去世仅几个月时间。

祖父去世后，许多亲朋好友、同事、患者都主动前来帮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忙碌着。祖屋正房的堂屋被布置成了灵堂，堂屋中央挂着祖父的遗像。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送来的花圈排列着，早已从屋内一直放到了大街上，挽联更是不计其数。

出殡那天，从北门口我们家开始，经中市口，一直到火葬场，沿途的街道早已被闻讯而来、要为祖父“送行”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灵车路过马棚巷时，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双膝跪地，不停地在磕头，嘴里还在重复着一句话：“江先生走好、江先生走好”；在中市口，一位老太太双手合十、不停地作揖……

祖父的一生，虽无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以己之长，为一方百姓解除病痛；宽厚待人，深受大家爱戴；严格家教，子孙后代个个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以至于，至今仍有人在怀念他，祖父此生足矣！

在祖父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父名医子名医父子名医皆望重，大方脉小方脉大小方脉盛精通。” 这副挽联很好地概括了祖父的一生。

祖母的一生更是辛劳的一生。

祖母姊妹四人，她行三。祖母性情温和但极富韧劲，凡事任劳任怨但不失倔强的个性。年幼时尚盛行裹小脚，其他三姐妹都为小脚，唯她执意不从，父母也拗不过她，一双大脚倒为她日后劳作方便了些许。

祖父二十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按当时旧社会的习俗，急需要一门婚事用来“冲喜”，于是，这便有了我的祖母。由这样的婚姻开始，祖母的一生注定是辛劳的。

祖母嫁过来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要负责一大家十多口子的一日三餐。虽早年就患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但她每天从天刚亮去买菜到晚上收拾完锅碗瓢盆，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用她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是“腿都抬不起来了”。尽管如此，第二天清晨，她照例又拎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了。

每到夏天，祖母爱穿她那两件已洗得“掉漆”的夏布衣裳，后背上蒲扇大小的一块总是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周边还泛着白色的盐霜。

祖父去世后，祖母失去了精神支柱，不久便倒下了，从此卧床十余年，再也没能站起来，直到八十四岁时去世。

爷爷奶奶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