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洋（？-1379年），字朝宗，高邮人。洪武三年（1370年）底，明朝封6公、28侯、2伯，是为明朝第一代勋贵，属于明朝勋贵的主体。汪广洋不仅列名其中，而且官拜中书省左丞相，可谓加官晋爵，位极人臣。可是此后，汪广洋不仅被调职、降级和流放，而且于洪武十三年正月被赐死，从人生的颠峰“卒致于覆败”，这是怎么回事呢？笔者试从当时独裁、分派、士大夫地位的下降等三个维度予以解读。

君权相权博弈

明代初年，朱元璋为了皇基永固，让子子孙孙吃现成饭，利用各种大案广泛株连，将功臣宿将网罗其中，发动了一场官场大屠杀。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浩三编》和《大诰武臣》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恒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有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估，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一个政权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汪广洋案历来被划入胡惟庸案。钱谦益先生根据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列举胡党罪状，证汪广洋被追认胡党；李新峰先生则认为汪广洋直接死于胡案中之陈宁告发，实属胡案一部分。但笔者看了《明实录》，发现这个结论不够准确，汪广洋并不是胡的同党。朱元璋定汪的罪状是：

1、颇耽酒色，荒于政事，以故事多稽违；

2、与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3、占城贡方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时引见，敕之蔽遏远人；

4、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遂贬居海南；

5、丞相广洋从朕日久，前在军中屡闻乃言，否则终日无所论；

6、及居台省（中书省），又未尝献一谋画，以匡国家，民之疾苦，皆不能知，间命尔出，使有所相视，还而噤不一语。事神治民，屡有厌怠；

7、数十年间，在朕左右，未尝进一贤才；

8、昔命尔佐（朱）文正治江西，文正为恶，既不匡正，及朕咨询，又曲为之讳；

9、前与杨宪同在中书，宪谋不轨，尔知之不言，今者益务沉缅，多不事事；

10、尔通经能文，非遇（愚）昧者，观尔之情，浮沉观望。

以上10大罪状，一言以蔽之，浮沉守位而已，但没有一条是与胡惟庸同谋的；相反，倒有几条是胡党骨干陈宁、涂节告发的，甚至是直接受胡党分子杨宪、刘炳迫害的。公平地说，即使这10条罪状都成立，也不应该被赐死，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

事实上，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原来，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这制度对一个平庸的、唯唯诺诺、阿附取容的“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对手是一个只顾嬉游逸乐不理国事的皇帝，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或者一个性情谦和容忍 ，一个刚决果断，刚柔互济倒也不致坏事。但胡惟庸干练有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年代久了，大权在握，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势力。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苦战了几十年得到的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想想怎么甘心？相权与皇权的冲突由此激化，从而酿成胡惟庸案。胡案之后，朱元璋索性取消中书省，由自己兼行相权，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胡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也就是从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阶段，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的阶段。同时，朱元璋又拿胡案做底子，对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发展。朱元璋一共设了三任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汪广洋死在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也把汪“追认胡党”。而首任左丞相李善长一向小心怕事，但到洪武二十三年胡党案大爆发，仍免不了受株连，落得全家被诛戮。

诸侯派系分野

党派党派，非党即派。汪广洋既不属胡惟庸党，那他属什么派呢？最新的研究表明：明初诸侯与朱元璋的早期私人关系决定了诸侯的人选、地位与结局。那些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时即确立私属关系的将领，绝大多数为濠州红军早期成员，籍属濠泗地区，出身“从军”而非“归附”，构成了作为勋贵主体核心的濠州从军者一派。其次是江北归附者，最后是渡江后归附者，共三个内外圈层，后两个圈层统称为“渡江旧人”一派，同样遭到了君主和濠州从军者的压制和猜忌。朱元璋发动的历次杀戮事件，皆非针对整个权贵集团，而是或针对归附者，或针对洪武三年受封的老一辈勋贵，或针对洪武中后期受封的新进勋贵。在任何一次杀戮事件中，濠州从军者一派所受损失都是最少的，它从来没有成为君主专门打击的目标，而是一支与君主彼此借重的势力。

6公、2伯人数较少，不足单列以言派系。28侯则为高级武将，数量众多，人员构成与排序最有可能包含派系信息。诸侯依次为汤和、唐胜宗、陆宗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祯、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王景、已故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排列的次序无疑体现着地位的高低，但这个序列既不按官职高低，也不按俸禄多少，而是按照加入红军的早晚顺序排定的。这一原则使濠州红军旧将即汤和至吴祯等前14人位居前列。无论是位高名重的水军头号战将廖永忠，还是对红军立足江南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康茂才，以至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傅友德，都只能因加入红军较晚而依次排在大量平庸战将的后面。

从洪武三年到十三年发生胡惟庸案的十年之间，出现了一批新封、新进的勋贵，濠州从军者仍然受到了极大的优待。洪武十年（1377），甲辰年“从军”指挥使、指挥同知中惟一未得封侯的沐英，在并无新功的情况下封西平侯，而当年的“归附”指挥使、同知吴复、金朝兴则仍踏足踏。洪武十一年，汤和由中山侯进封信国公。其实，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汤和顿兵遭斥，傅友德、廖永忠则是有功之臣；在洪武五年的漠北之役中，汤和兵败丧将，傅友德独建殊勋。但汤和的濠州从军者老资格，压倒了归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战功。

诸侯的地位如此，结局也是如此。胡惟庸案当年，渡江后归附者朱亮祖因在镇不法被杀；洪武十七年（1384），渡江后归附者胡美因“乱宫”被杀。此前，濠州从军者华云龙也有在镇不法之罪，且“大不敬”，仅被召还；与朱元璋同村的周德兴“有罪当下狱，上特赦之”，其他濠州从军勋贵也有犯罪降调者，但无一遭到诛杀。

与大多数诸侯的结局一样，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三大衙门的最高官员，除右御史大夫安然在胡惟庸案后先被降为御史中丞，旋被赶回家乡，其余均遭杀戮。左丞相胡惟庸是定远人，乙未年投奔朱元璋；都督佥事毛骧是定远人，甲午年附其父毛麒归附。左御史大夫陈宁是湖南茶陵人，御史中丞涂节是江西进贤人，左丞相汪广洋是河南江北（行省）高邮人，安然是河南祥符人，左都督丁玉出身于龙凤红军，均为渡江后加入红军者。他们或是投奔朱元璋较晚和“归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与朱元璋的私人关系均不如上述濠州从军者，只是三大衙门的新进高官而已。

士大夫的悲哀

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宋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到站到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经济）基础，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心曲，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家破身，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从轻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尔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受压制，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是皇权集权化的另一面。朱元璋的性格、权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他，甚至劝告他。自己决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民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

在明初的士大夫中，汪广洋是职务最高的文官之一，也是最早被赐死的勋贵之一。在他之后，士大夫被杀的着实不少。有记载可考的宋思颜、夏煜、高见贤、凌悦、孔克仁等。这几个人都是初起事时的幕府僚属。宋思颜在幕府里的地位仅次于李善长。夏煜是诗人，和高见贤、杨宪、凌悦一伙，专替朱元璋“伺察搏击”，尽鹰犬的任务，告密、栽赃，什么事全干，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后送了命。朝官中有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火气，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纪善、白信蹈等。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茹太素是个刚性人，爱说老实话，几次因为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赐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磕了头，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倒也很感动。不多时还是被杀。李仕鲁是朱熹学派的学者，劝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学韩文公（愈）辟佛，来发扬朱学。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这着棋准下得不错，不料皇帝竟不买朱夫子的账，全不理会。仕鲁急了，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陶凯是御用文人，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其手，做过礼部尚书。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只为了起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讳被杀。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人，说“于理未当”，被碎肉而死。

综上所述，汪广洋掌相权，触犯了皇权；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渡江后归附者，而不是濠州从军者一派；是士大夫、文官、文人的领军人物，朱元璋看不顺眼，自然成了他专门打击的目标。汪广洋最终被赐死，是他不可逃避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