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高地低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高邮与水的联系更加密切。高邮的水资源非常丰富，适合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河沟湖荡，盛产鱼虾蟹，在历史上就有“鱼米之乡”之称。

又因为水高地低的特殊环境，历史上的高邮经常发生洪涝灾害，高邮人民深受其苦。千百年来，为了生存，为了维护农耕经济，高邮人非常重视水利，积极治水，投放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物力，开挖大运河、修筑运河堤、高筑庄基、疏浚河流、设置归海坝和闸洞、营建灌溉系统等等。长期的治水斗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古运河、唐平津堰、镇水铁牛等等。

长期的治水斗争，对高邮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累世不绝的洪涝灾害，锤炼了高邮人承忍灾难的毅力，在抗击洪涝灾害中，形成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并沉淀为高邮人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性格。

高邮是一座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最大特色是水。城市因水而美，街市依水傍河，向南北发展，城市河多、桥多，城市建设的重点是治水。水环境和治水斗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源泉，历代文人志士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丰富了高邮以水为特色的传统文化。

 

 

由于高邮地处南北重要交通要道，所以在历史上一直是邮传重地。秦王在此筑高台、设邮亭，宋代开设迎华驿，元代设高邮驿、秦淮驿，明代盂城驿在历史上传邮近400年。高邮作为邮传的重要站点、过往宾客接待的重要场所，使得高邮与外界有了更为广泛的联系。许多重要官员、名人雅士、国外使者，乃至皇帝，比如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明代朝鲜官员崔溥，清代荷兰使者约翰尼霍夫，皇帝康熙、乾隆，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等都曾经过高邮，有的就住在高邮驿站。他们给高邮传递着大量信息，留下了许多诗词文章、佳话逸事。

邮驿设置由朝廷决定，但邮驿的修建、日常运转包括从业人员则主要由地方负担，高邮人支持邮传，参与邮传，高邮在历史上为邮传做出过重大贡献。邮传的组织形式是“全国成网、点线相联、接力传递、环环相扣”，基本要求是“迅速、准确、安全”和“诚实、守信”。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传递任务，往往换马不换人，争分夺秒，夜以继日。这一切对高邮人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养成了高邮人热情待客的行为习惯和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

 

 

历史上的高邮土壤肥沃，四季分明，农业相对发达，食物来源充足稳定，水产品鱼虾类蛋白质摄取方便，营养相对充足，人们的生活也相对富裕。正是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中，高邮人有了重视教育的可能。

据州志记载，高邮从汉代开始就置有学官，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先后有淮海书院、文昌书院、珠湖书院、赞化书院、文台书院等，此外还有众多私塾、社学、义学等。因为对教育的重视，在科举时代，高邮考中进士的就有175人。高邮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有宋代婉约派词人秦少游、文苑巨擘孙莘老、明代丞相汪广洋、散曲大家王西楼、明清重臣王永吉、清代探花贾国维、经学大师王念孙父子等等，可谓群星灿烂，辉映古今。

说到尚文之风，有两个地方可以窥见一斑：一是文游台，是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秦少游、王巩、孙觉等四贤聚会的地方，为“淮名胜”。自宋以来，一直吸引着文人学士前来登高望远、访古拜贤。二是魁星阁，明天启三年（1623年）高邮人王自学、孙照祥、张永熙等牵头筹建。魁星阁供奉的是魁星（奎星），传说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灵，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文曲星”。在漫长的岁月中，因为高邮人笃学尚文，魁星阁经过若干次大修而保留至今。

文游台和魁星阁是高邮笃学尚文的见证，它们既是高邮文化传承的标志性建筑，又是倡导读书求学的有效载体。

 

 

历史上的高邮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地方。元代以来，有一本叫《二十四孝》的书可谓家喻户晓，二十四孝中有个孝子叫朱寿昌，原是天长秦栏镇人，后来弃官寻母，寻得母亲后，全家住到了高邮。州志记载：“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后徙居高邮”，“邮人名其里（朱寿昌住的地方）曰彰孝坊”。朱寿昌的孝行影响高邮一代又一代人。《乾隆高邮州志》专门有“孝行”一章，记载了30多个孝子事迹，许多事迹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历史上高邮人重视孝道，还体现在立身立功上，人们注重立身行道，保持家风淳朴，维护家道兴旺。那些读书人更是寒窗苦读，以跻身仕途，求取功名，为的是光宗耀祖，为父母、为家族取得荣誉。

历史上高邮人重视孝道，还较多地体现在家居、民俗上，尤其是丧亲祭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程序，善事父母、慎终追远。正因为高邮人重视孝道，使个人行为、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得以规范，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民风。

当前，我们正在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名城人，我们既要增强对历史遗存的保护意识，更要传承和弘扬高邮优秀的传统文化，让水、邮、文、孝四个方面的文化特色进一步彰显，建设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