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放在全国的大背景中来看，高邮以其独特的个性而称“名城”，亦不逊色。

名城的“名”，不只是在一个地区、全省范围内“知名”，而且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说出它的“名”，知道它的“名”，且能吸引人去一睹风采，领略一下它的“名”。

名城应当有名物、名人、名文以及全体市民的风范等来支撑。

名城不仅需要各级领导重视，还需要全体市民养成强烈的、浓郁的名城意识，自觉地珍爱它，保护它，利用它，发展它。

蒲松龄说：高邮文物“素称名区”。蒲松龄在高邮当了老乡孙蕙的幕僚七个月，时间虽短，印象很深，其时，龙虬庄遗址、神居山汉墓等尚未发现。

1993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中，龙虬庄遗址列为第二，成为江淮史前文化的典型座标。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其一，在一块手枪式的鹿骨上刻有若干组记数的符号；另一片磨光黑陶盆口沿的残片上刻有4个原始文字，右旁刻有4只动物。这4个字何解，画面何意，至今无定论。有人认为，从原始的刻划符号到殷墟的甲骨文字，应当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龙虬陶片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专家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发现大量陶片，其中有一片上刻有11个类似文字的符号，并试图破译，终无定论，年底新华社对外发布此消息，但丁公陶片中无图画。对比之下，显示出龙虬陶片的“特”。

在龙虬庄的墓葬区发掘出400多具完好的人骨，其葬仪很特别，至今不得其解。骨架绝大多数排列整齐，一律头东脚西；随葬器物男女有别，男的身旁放着一把石斧和一支骨镞，女的腰旁放着纺轮。葬者的头部枕着一只陶钵，下巴颏托着一只陶碗或高脚的豆，所托的器皿中间有个洞。这种葬仪何解？有人说，头东是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来生如旭日初升，秦始皇的陵墓也是大门东向。下巴颏托陶钵，死后有饭吃；陶钵中有一洞，是灵魂出窍，那就意味着龙虬人已经有宗教意识了。一个城市的诞生，有宗教是其中一项不可少的内容。龙虬人葬仪，全国特别。可惜这几百具遗骨用塑料袋装着放在文游台仓库中；而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一具具人骨原样放着、排着，旁有泥土，保持发掘时原样，上用大棚遮着，很是壮观。

世界人种有三：黄种人属蒙古人种，白种人属高加索人种，黑种人属尼格罗人种。专家认定，龙虬人属蒙古人种。

神居山有三大土墩，即西山墩、南山墩、北山墩，被专家列为1号、2号、3号墓。1号墓于1979年发掘，葬的是汉武帝之五子广陵王刘胥，其棺椁是“黄肠题凑”。“黄肠”，就是指用柏木（黄心）密叠在棺外；“题凑”呢？题者，头也；凑者，聚也。累积的椁木的头部内间为椁盖，上类下方，像屋檐一样四重。“黄肠题凑”本是古代天子的棺椁，或者是天子赐给诸侯王和宠臣的葬仪。在神居山1号墓发掘前，谁也没有见过，只是在古书中看到过，这又是高邮“名物”之一“特”了。

刘胥有个四兄燕王旦，他与老五一样，时时想谋反，昭帝之凤元年（公元前80年）赐死，葬于大葆台，以“黄肠题凑”厚葬之；但规模较神居山汉墓小一些。

1983年，刘胥的墓迁至扬州象鼻山，不是“原汁原味”了。

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提出要“修旧如旧”；古建筑专家冯纪忠提出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即文物原来什么样子，经过整修，还是原来的样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一次会议上，我与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谈起神居山汉墓，他认为1号墓葬的是广陵王刘胥，其证据是在墓中发现两块木牍，上写“六十二年八月”。在六个广陵王中，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在位达62年，所以认定墓主人是刘胥。2号墓经专家用现代手段测定，不是刘胥夫人，而是十八九岁的女性，是陪葬的；他认为3号墓也是陪葬墓，并希望我今后能写进文章里。2号墓、3号墓至今没有发掘，倘若有一天开挖了，梁白泉院长的话是否能够得到验证呢？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除夕，高邮文管会接到举报，一些不法分子将神居山汉墓中的文物（散佚在外或偷盗）卖到邗江的赤岸等地。当晚，我与文管会的周歧明、陈士二位及高邮师范的陈克猷老师（南京博物院下放干部）赶到天山乡，曹益林书记很是重视、十分给力，立即派人协同到赤岸等地将所卖文物铜壶、铜瓶等追回，回到家已是第二年的元旦了。我写此事，意思是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各级领导都应引起足够重视。

1984年2月，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史学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田余庆带领下，组成唐宋运河考察队，40多位专家、教授来到了高邮，站在唐朝李吉甫修筑的平津堰的石板上，颇有感慨地赞叹道：啊！这就是闻名的平津堰！

李吉甫有文治武功，两次出任宰相，在他任淮南节度使时，体察江淮民情，《新唐书·李吉甫传》：“蠲逋租数百万，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又因“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阏，以防不足，泄有余，名曰平津堰。”平津堰筑堤蓄水，水大时可漫过堰，故曰“平津”。这样，既保证了运河漕运的水源供应，又可以捍风浪，阻挡湖水浸漫农田。这一水利工程利在当时，泽被后世。在平津堰的基础上，宋、元、明、清均相继修筑堤坝工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载：“旧时漕河出城西，筑堤以工之，曰东堤。又有西堤，滨湖以捍水。复筑堤以卫民田，曰中堤。其后东堤圯，故漕河废，漕出西堤中堤间，仍称东堤运河。”明清之际先后在淹没的东堤、西堤处开康济河、康济越河，这就是高邮运河段的“三堤两河”。

值得一提的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高邮长者柏丛桂上书皇上，要将土质的平津堰换成砖驳岸，皇上恩准，他筹集巨款，夜以继日烧制大砖，砌建平津堰，后又派人加强管理，五里为“一浅”，其时平津堰共23浅，折合57.5公里，柏丛桂真是“高邮好人啊！”站在平津堰上，遐思缕缕，古往今来，为百姓造福祉的优良传统一直在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崇文尚德，求实创新”的高邮精神可以贯古今。

著名古建筑、园林建设专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曾两次来邮，在镇国寺塔下流连忘返，在渡船上口占七绝一首：归程回首步犹迟，古塔斜阳系去思；不惜秋波重一转，水中陆上两相宜。1985年春，他第二次来高邮后即请他的学生宝塔专家路秉杰先生来邮认真仔细考察镇国寺塔。路先生在日本一年，专门考察研究过日本的宝塔，日本全境有300多座木塔，只有1座砖塔。中国有600多座宝塔，只有山西应县1座木塔，其余全是砖塔。路先生认为，镇国寺塔呈方形，是唐代的骨架，明代的仪表，即“唐骨明表”。此种造型的塔，除西安的大雁塔外，中国第二，是南方的大雁塔，这又是一“特”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