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时任新华社兼《人民报》特派记者甄为民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不住的下着雨，我们的任务，要从高邮城西北角突上城墙。

接近城墙，架好云梯，突击队六班、七班马上踏上云梯，一个、两个……突然“砰”的一声，东边的五把竹梯倒了，敌人的手榴弹从城垛的堞墙上扔下来，六班的王阴才中弹了，七班的同志被炸弹炸得眼睛都睁不开。云梯上的李满清，奋勇甩了两颗手榴弹，英雄们才冲上城头……

以上的一段文字是由当年19岁时任新华社兼《人民报》特派记者甄为民与通讯员合写的，记录我华中野战军于1945年12月19日发起的攻打高邮城的“抗日最后一战”中的“现场速写”：《突破西城头》。这篇新闻报道发表在1946年1月6日的《人民报》。

甄为民原名姚世虎，江苏南通如东人，三代祖传中医兼开药店。他在胞姐姚世瑞（后改名莫林）直接带领下，参加青年抗日协会工作，于1940年10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2月，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甄为民参加革命的那年，已是升入初中的一名学生。因此，他在新四军队伍中，算是一名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而当年革命队伍中新闻人才奇缺，甄为民就成为一手拿枪，一手持笔的真正的战地新闻记者。

1942年12月，甄为民从苏中党校毕业，被分配到苏中一地委任干事。在此期间，他积极要求到基层或战争第一线锻炼。不久，他就被任命到苏中四区任区委宣教科科长，同时兼新华社和《前哨报》通讯员等职。从此，在甄为民的革命生涯中，他与高邮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1942年至1945年我军发动“对日最后一战”前，甄为民先后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多次战斗，采写了《跟敌人的汽油划子相周旋》、《血战李家舍》、《藏铁庄战斗》等反映高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闻报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甄为民奉新华社（《苏中报》）之命，调任为随军记者，参加对日伪军受降报道。

甄为民成为随军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就差点命丧于日伪军暗堡的黑枪之下。那次是他随新四军苏中部队去安丰、富安受降，当地日伪军不甘心失败于暗中打冷枪。以后，甄为民又随苏中军区主攻部队解放兴化，那一仗，全歼日军和伪军22师刘湘图部下5000余人。

到了1945年底，新四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决定攻打龟缩在高邮城内的日伪军。为采访好这次战斗，甄为民从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那里特批了一张“记者证”兼“同行证”。

甄为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由此顺利地完成了大小6件采访任务：

第1件，跟随新华社支社社长鲁平，持证参加了高邮战役总攻动员会，在会上亲自聆听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作战命令。还记得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在动员会上要求参战的第七、第八纵队的首长们打完仗后还要写稿子。

第2件，到主攻部队八纵政治部采访，碰上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山本一三到敌前阵地作劝降喊话。山本身穿日军军服手持话筒以日语劝降，日军死守顽抗，拒不作答，有时还放冷枪，我在山本身后看得清清楚楚。

第3件，我随主攻连，登云梯到城头巷战区，亲历64团一个连拼成一个排，一个排拼成一个班的白刃拼杀。有的战士枪上的刺刀都拼断了。倒在血泊中，有的战士身负重伤，苏醒后第一句话：“我的枪、我的枪！”他们还要继续拼杀。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很壮烈，共歼灭日军岩崎大佐以下1100余日军（其中俘虏891人），全歼伪军5000余人（其中俘虏3493人）。

第4件，我孤身一人手持“王八盒子”枪冲进城中日伪报馆。汉奸和伪职人员已逃走，室内空无一人，我还在报馆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第5件，我采访被俘的日军90旅团626大队最高长官岩崎大佐，只见他躺在我军优待俘虏提供的门板上，以一个战败者的心态，不肯作答，我也不勉强。此人被遣返后，还来过信。

第6件，战役结束后，我和八纵政工部门的通讯员合写了新闻特写《突破西城头》，刊登在《人民报》1946年1月6日第二版头条，并以此文打头，组成了名为“高邮战役通讯”的一个专版。

抗日最后一战，从1945年12月19日傍晚开始，战至26日凌晨。26日举行了受降仪式。甄为民为赶写“现场速写”新闻报道，而错过了亲眼目睹日军投降的那一幕历史性场景。

对此，甄为民对记者说：“对这件事既有些遗憾，也深感欣慰。但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亲历者、参加者、见证者。”

甄为民不仅是高邮战役的亲历者、参加者、记录者。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在高邮坚持原地武装斗争，也是在国民党“清剿”斗争中周山、周奋、袁舜生、郑光耀、李健等同志不幸英勇牺牲的五大事件的亲历者。

当我们与耋耄高龄的甄为民告别时，他握着我们的手一再说道：“我还想再到高邮去看看，那里是我许多战友长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