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扬州军分区第二干休所新四军老战士夏俊康

前不久，扬州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休所的一批老红军、老新四军，前往界首镇参观华中雪枫大学旧址展馆。刚跨进展馆大门，一位步履稳健、胸前挂满纪念勋章的耄耋老人喃喃自语：“又回到母校了，想不到母校还保存得这么完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接待的界首镇党委书记张澍惊喜地问道：“您是雪枫大学的学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张澍和这位名叫夏俊康的新四军老战士热情攀谈了起来，并预约前往扬州拜访他。心情激动的夏俊康，还欣然题写了“今天有幸回到母校倍感欣慰”。

日前，笔者特地前往扬州军分区干休二所拜访夏俊康。此时一身戎装的夏俊康正等候我们的到来。虽说已是87岁高龄，但夏老面色红润、声音和蔼，他深情回忆了当年在华中雪枫大学学习、生活的一段火红岁月。

1945年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年16岁、还在中学就读的夏俊康，毅然在家乡江苏宜兴参加了新四军。当时，党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部队奉命北撤。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1945年10月，夏俊康和江南北撤的地转军干部被编入华中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渡江北上，开赴淮安地区。

为了加强和统一华中地区的军校教育工作，1946年初，华中军区将辖区内的雪枫军政大学(原抗大四分校)、苏中公学（原抗大九分校）、华中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合并，在我市界首镇成立“华中雪枫大学”， 设军事、政治、经济、新闻、艺术、战地救护等系科,由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张崇文任副校长。因是初中文化，夏俊康和陆逸（陈赓大将的弟媳妇）、江河、刘冲、周文英、王慧廷等人，被编入华中雪枫大学电信队。1946年4月，夏俊康和130多名学员以及教职员工，先后步行到距淮安城之南80里的雪枫大学校部所在地界首报到，住在护国寺及其附近的民房中。

夏俊康所在的三大队十中队有电信学员100多人，其中有2个班的女学员和1个“小鬼班”，大部分都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有一定文化基础，主要从事机要通信专业学习。队长是余永明，指导员姓王。报务教员有两人，一个叫肖荣，是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新四军老报务员；一个叫刘建华， 是一名女教员。机务教员叫周华生，上海人。在电信队，还有个特殊人物，一个老红军炊事员，他享受团级待遇，但仍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伙夫”。

电信队在界首期间，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大部分男学员都住在护国寺的大殿内，而女学员和一些年龄小的学员，则住在护国寺周边的群众家中。庙宇白天当教室，晚上做宿舍，学员们床靠床，天气一热，汗臭冲天；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新学员，实在没有容身的地方，只好把庙宇里的十八罗汉“请”了出来，好让大家有一个栖身地。那时，学员的伙食费很少，油面也少，加上年青学员饭量大，因此，伙食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夏俊康是南方人，平时吃惯了大米白面，而电信队里的伙食，基本上是用大豆、高粱磨成面粉后做成的面疙瘩，每人一顿只有一搪瓷碗，有时用筷子拨开，还会发现没有煮熟的生面团。为了改善伙食，夏俊康和其他学员一道，发扬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开垦寺庙周边和运河堤两侧的荒地，种植蔬菜，并和其他中队联合起来饲养肉猪。那时，每当听说有猪肉吃，学员们就像过节一样。

生活条件艰苦，学习条件同样困难。当时的学习器材十分缺乏，只有几只振荡器，上收报课还好，教员发，学员抄报一般可应付。练发报时因振荡器、电键少，学员只有轮流练习。每当轮到夏俊康时，他就席地而坐，将振荡器放在背包或者板凳上，倍加珍惜地练习；轮不到用器材时，他就用土办法，用右手按左手大拇指代替电键。那时集镇还没有电，电信队只有一台手摇发电机和一套破旧的发报机。上机务课时，教官只讲一些电的基本知识和收发报机的大致原理，虽谈不上实际操作，但大家都学得非常认真。“无线电报务员是部队保持联络的神经，是千里眼、顺风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夏俊康对陈毅司令员的这一段话感触颇深并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他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能上机操作。短短的三个月，他基本完成了无线电业务学习，能够独当一面，真称得上是“战争需要的速度”了。

生活条件苦、学习条件差，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指导员通常利用阴雨天上政治课，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并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宣传、发动群众搞土改，还教唱《延安颂》《新四军军歌》《抗大校歌》《延安电信学校校歌》等革命歌曲。夏俊康由于学习、业务表现出色，于当年7月1日在华中雪枫大学秘密宣誓入党（当时的学员分散、流动办学，学校领导人住址和党组织对外保密），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从那时起，他把“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短暂的和平过渡期很快结束，7月份以后，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飞机也不断飞临界首上空，空投反动传单进行骚扰。有一天，夏俊康和其他几名学员正在运河堤坡地的菜地上劳动，只见两架飞机超低空飞来并进行扫射，他们只好瞄着敌机来袭的方向，在运河堤两侧机动躲避。鉴于形势的严峻性，当天晚上，电信队离开界首，向距此十多里的杨天庄转移，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闲暇时，学员们还帮助当地老百姓割麦插秧，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巧的是，一到杨天庄，夏俊康就得了恶性疟疾，高烧42度，在没有退热药的情况下，学员们就用浸泡过井水的毛巾，不断地给他冷敷降温，经过大家几天几夜的精心照料，夏俊康很快恢复了健康，他对战友间情同手足的关爱至今刻骨铭心。

短暂的休整期后，电信队学员于8月底继续向北挺进，并根据战争的需要，被分配到各纵队的电台，夏俊康也于10月份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电信二区队五班，随部队参加了当月展开的涟水保卫战。电影《红日》就是以此为原型拍摄的。此后，他带着电台和战友们一道在淮南地区打游击，到解放前一直从事报务工作。解放后，夏俊康于1951年被选入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学习，并担任学习组长，此后在南京军区、扬州人武部工作，直至在扬州军分区第二干休所所长、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如今已定居扬州的夏俊康，每天清晨都要和老伴绕瘦西湖半圈锻炼身体，还定时打开电脑和电视，关注国家发展、国防建设。夏老表示，界首人民将华中雪枫大学旧址打造成一个集党风廉政、爱国主义、国防教育为一体的示范基地，具有长远眼光和现实意义，既保留了解放战争期间那一段火红岁月的记忆，又传承、弘扬了“雪枫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