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在市卫生计生委中医管理科科长葛余兆带领下，走进部分老人当中，听他们讲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记忆最深的就是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屠呦呦曾从高邮步行20多里至当时的龙奔公社实地调查青蒿治疗疟疾的效果。17日，记者慕名来到卸甲镇焦山卫生室，并见到了当年龙奔公社焦山大队赤脚医生、今年69岁的郭桂生。

“要说青蒿防治疟疾还要从大搞中草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运动说起。”郭桂生回忆说，1969年，全县办起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1.5元，但实行了半年之后发现，每个月分配的药只能维持半个月。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难题，全县开始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鼓励群众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

“当时我们焦山大队中草药种植很出名，1970年，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卫生室是全县中草药‘四自’运动一个试点。”郭桂生介绍说，作为大队里的赤脚医生，当时他和另一名赤脚医生顾文海（后任县卫生局副局长）不仅种植中草药，还根据《本草纲目》等古医书研制出一些丸、散、膏、丹、粉等，供群众使用。

“后来疟疾在高邮大流行，我们起先是每天将青蒿下水‘汆一下’，煎成青蒿汤给群众喝，进行预防。由于味道像苦胆，不少人都不愿意喝。”郭桂生告诉记者，后来他们又研究出了简易的青蒿针剂。“那时我们都是先注射到自己身上，证明没有毒副作用后，再用到病人身上。”

在由葛余兆提供的1978年5月5日出版的第147期《江苏农业科技》中，记者在第四版登载的《青蒿可治间日疟》一文中看到：1969年我们在全县开展中草药群防群治中，发现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应用青蒿治疗疟疾有一定疗效……

采访中，郭桂生还介绍说，在大搞中草药“四自”运动中，为了广泛宣传发动，鼓舞大家的信心和士气，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谣，例如“草药验方，备战备荒，平时治病，战时医伤”“疟疾骨蒸痨，早点喝青蒿……”等等。

 

 

据《高邮市卫生志》记载，197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工作座谈会上，高邮县被确定为全国青蒿抗疟科研协作单位。除了《“我曾接待过屠呦呦”》一文中曾介绍过的陆子遗外，当时高邮青蒿治疗疟疾科研小组成员还有如今63岁的张有龙和60岁的朱甫恒等。

“1975年，我们俩一起被抽调到二沟公社卫生所参加青蒿治疟疾科研组工作，主要负责采药制药。同年，北京来了2名科研人员，我们俩就在他们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张有龙回忆说，在科研人员的要求下，起先，他们只将新鲜青蒿洗干净捣成汁，约二三两一小杯给病人喝，能控制病人的发热状况。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将采回来的青蒿晒干，碾成粉，做成水泛丸给病人服用，效果并没有新鲜汁好。后来，他们又通过将青蒿放在75%的酒精里浸泡、渗滤，再放在日光下晒的方法制成膏，并把膏加工成片剂，名叫青蒿浸膏片。“没想到青蒿浸膏片比青蒿汁还有效，当时我们非常激动。”

“那几个月，我们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光着脚丫到处采集青蒿，一来一回十多里的路。回来后，再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药物研制，忙到深夜是常有的事，但我们俩从没说过一个‘苦’字。”张有龙告诉记者，但有一件事，每当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是1975年8月，‘七省二市’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前一个星期，压片机坏了，无人会修。经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兴化有人会修，我便和朱甫恒抬着压片机，乘船赶去兴化。谁知那里也没人会修，我们便又乘船赶到戴窑，一来一回3天。”回忆起往事，张有龙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当时，在修理压片机时，朱甫恒不慎碰了一个短路的电灯泡，人‘砰’的一声就倒下了，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方法抢救他，所幸人最终没事。”

“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我乘拖拉机拉煤炭，快到医院了，驾驶员由于操作不当，一不小心拖拉机头翻到了河里，当时我磕得头破血流。”朱甫恒告诉记者，为参与研究青蒿治疟疾，他没有退缩，还是和张有龙一起共同奋斗到最后，“现在回忆起来，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听到屠呦呦凭借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后，作为曾经参与者、见证者，我与有荣焉。这个奖既是对屠呦呦的肯定，也是对当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们的肯定。”如今已75岁的原二沟公社卫生所负责人沈学足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疟疾大流行，二沟公社卫生所也曾运用中草药青蒿进行防治疟疾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好多地方的人都来参观学习。

“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人。”沈学足回忆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的两件大事：一是北京的2名科研专家（一个叫张明儒，一个叫沈联慈）曾在他们医院驻扎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临床试验；二是“七省二市”会议在他们卫生所召开。

“当时，为了方便2名科研专家进行临床观察，我们多方说服疟疾患者进行住院治疗，并将他们分成2个组，一组使用奎宁类药物，一组使用青蒿制成的药物，并认真记录对比患者的症状。”沈学足介绍说，最终在2名科研人员的指导下，研究出了青蒿浸膏片。“这种片剂效果不错，病人服用后，不仅发热发冷症状没有了，病人体内的疟原虫也没有了，充分证明了青蒿治疗疟疾有效。”

原高邮制药厂负责人71岁的李荣耀也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邮中草药运动十分红火，一些报纸也做过相关报道，不少外地人慕名向我们寻找一些中草药。那时只要有人要，我们就给他们寄。”说着，他还向记者提供了两份珍贵材料，一份是1978年4月由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科教组编的《高邮医药通讯》，其中名为《坚持发掘医药宝库 大搞中草药“采、种、制、用”群众运动 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一文中提到：那时高邮县中草药运动蓬勃发展，“采、种、制、用”水平不断提高，全县有计划种植中草药1700多亩，200多个品种，80%的大队都办起了土药房，自制各种中草药制剂150多种，为群众防病治病，逐步改变了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另一份资料是1970年6月高邮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汇编的《验方草药手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青蒿样子、功效以及疟疾治疗方法。

“这两份资料是对当年那段特殊的历史的最真实记录，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在我的心目中，诺奖颁给屠呦呦也是对那段由千千万万人共同谱写的历史肯定。”李荣耀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