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入新公房，院门底铺着白色条石，凿有“汪家大院”四字。我家院东便是汪家大巷，巷口冲着热闹的大淖河码头。河水南来遇码头流向月塘，途经科甲巷，那里就是汪家大院，是汪曾祺儿时生活的处所。

新公房两进，前后通道分中而贯，每进左右各两户，院西北角有两间旧大屋是汪竹生家。公房后也有几户旧房，最东北处是汪连生家，后来闭了后门从汪家大巷进出便自成一体。从院大门进出的约十七八户人家。院内树木众多，汪连生后门处有花椒、樱桃、枇杷等树木，曾是我们解馋、捉迷藏的好去处。

第一排公房屋前长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金秋季节整个院落都是浓郁的香气。院墙外有一棵不知名的老树，秋季结籽六角，我们称之为“金刚脐”树。二进的院落还有一口围有井栏的老井，更有松柏、银杏、楝树多株。楝果成了我们弹弓取之不竭的子弹。一旦有大人叫骂，鸟散状的我们稍后必在汪连生家后门处重新集结，因为那里人迹罕至，草木丛生。

我们成群结伙地嬉戏，到1974戛然而止，因为汪竹生家的西山墙边猪圈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附近学校很多孩子给公安留了笔迹。因为此事搞得汪竹生家很不自在，时常有人去案发地察看议论。最终案子破了，与本院孩子无关。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各自在家看树上飞鸟，听墙根虫鸣了。

当时汪家大院，也算高档小区了，围墙分上下两截，下为红砖斗墙，上为青瓦拼花，这种花瓦墙透风透光。木制院门，高大厚重，由一位徐姓老奶奶义务掌管开合。徐奶奶满脸麻子，但人前身后从没人叫她麻脸。邻里间磨擦大都由她调和，孩子们也很怕她。一次她对汪家三子喊：别疯了，回家帮大人做点事，不知大人的甘苦！她对汪家的事，似乎有点上心。

院东的大巷，因有人挑水经过整天湿漉漉的。很多人以为汪水的原故，才叫汪家大巷的，殊不知巷东的城镇造纸坊就是在汪家大嗣堂基础上改建的。每到晴天，纸坊都有架子车载着湿纸出来，用棕刷将它刷在墙上晒干，我们称之为刷大字报。久而久之，围墙上豆腐干样的印迹，就成了大院一道独特风景。

大院向南二百米处的管家奶奶，每早要从家门口扫地到汪家大院前，她因出身地主家庭，成份不好，被定了个“四类分子”，不能乱说乱动。徐奶奶心好，见了常说：“你先回吧，剩下的一会我来扫。”后来我才明白，徐奶奶在院里为何举足轻重，因为居委会都是找她了解院里各家情况的。比如谁家孩子该下放了，谁家孩子患了什么传染病了，等等。我觉得她对汪家特上心，除了人多负担重外，还存在着某种隐隐约约的担心。

总之，汪家大院平安地走过了七十年代，大家常常想起她。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汪家三子对我说：“北京的小爷回邮了，昨晚请全家在‘一招’吃了一顿。”又过一段时间他问我会写文章吗，他小爷给家里来信，让几个孩子好好读书，如亲朋好友有好文章也可寄他看看。至此我才知道他小爷就是大作家汪曾祺。另外又知小三爸妈不让孩子按辈称谓，而称汪曾祺为小爷，以示敬重。

我读高一时，班主任是教英语的印寿英，巧的是她也是同校老师汪连生的夫人，更是我家邻居。那时我常去她家请教作业。

岁月如梭，如今的汪家大院己翻建成一幢幢楼宇的汪家小区，名字沿用了“汪家”二字。今年看望印老师，见堂中挂有一幅汪曾祺题字。89岁的印老师饶有兴趣聊起往事

原来，汪曾祺的父汪嘉勋与汪连生父亲汪道谷为族中兄弟，人称四老太爷。汪连生与汪竹生为亲兄弟，皆长汪曾祺一辈，汪故称二位为小爷。印老师说，非常时期兄弟二人与汪曾祺时有书信住来。印老师还说汪曾祺的记性很好，记得老院有棵结六角种子的树，说品种稀有，但至今也搞不清它的名字。

我听了心中一惊，以此可见汪曾祺是非常爱草木的，对一个树名，又表现出如此的严谨与慎重。

1981年9月汪曾祺拜望小爷汪连升，提及老院前的臭河边，说那不是铁拐李洗腿洗臭的，实是河边豆腐坊流出的豆渣子沤出的味，“不信细嗅，臭尾后还带点豆香”，说得满屋人哈哈大笑。

汪老得知两房小爷子女皆已成才十分高兴。特是汪连生两个儿子都子承父业授书育人且有所建树，汪老竖起拇指赞道：不愧书香门第。

临行前汪老为汪连生留下了墨宝。

汪连生先生2015年以92岁高龄辞世，他能享有盛名于世的晚辈汪曾祺如此敬重，应该是去而无憾了。汪竹生先生仍健在，正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位游子，挂念族人及其一座庭院，他淡泊不失博爱，幽默不失睿智，亦如他的墨宝，不肯留下日期，示意后人他的挂念既悠远又让人触手可及，亦如新书。

汪曾祺的一生，见证了汪家老庭院到汪家大院再到汪家小区的演变历程。那对慈详的双目，永远流露着挂念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