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小说《换一种活法》动笔，恰逢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要面对一个问题，四十年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活法？

1978年我15岁，已经在高邮造纸厂工作一年，信奉“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家训，在认真地学钣金工技术，准备凭手艺吃饭，靠劳保福利过一辈子。 我的小学老师陈秀英有一天在厂门外候着我，她说时代变了，将来没有文化肯定不行，连饭碗都端不稳。这让我害怕，我听她的话，走自学成才的道路，她先生托人替我买了一套职工中专的语文教材，啃烂了这几本书，我上职工夜校，读职工大学。说起来我们是受读书无用论贻害的一代人，国家重视我们，珍惜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兴教育，鼓励自学成才，高邮这样的县城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夜大、电大、职大，也算是让我们的人生轨迹拨乱反正，成为“四个现代化”的有用人才。造纸厂将我列为自学成才的典型，提拔到厂部办公室做文书。

在工厂里我先后做了专职消防队长和保卫科长，改革大潮中身处国企的我们起初麻木迟钝，想不到改到我们头上，想不到革到我们身上，直到面临企业改制，也还以为会像以往换汤不换药。造纸厂是居于市中心的严重污染企业，“天上灰龙，地面黄龙，水下乌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面临着限产、停产，直至关门。我考虑自己后路时一筹莫展，多年不做手艺的我已经成“茅房的扁担——闻（文）不得舞（武）不得”。2002年，高邮造纸厂夷为平地，搞房地产开发，兴建“新世纪花园”。我设想了下岗以后从事的多种工作，做过消防队长，能不能搞消防器材营销；考张驾照，当出租车司机是不是合适；喜欢美食的我，最后定下的是准备开本钱不大的小馆子，老板也是厨师兼伙计的那种。我唯独没有想过会做与文化有关的任何工作。

亦师亦友的王干先生一直关心着我，帮我做了一个决定，到北京搞文化。他替我找了一家著名的传媒集团，推荐我去做影视剧编剧。我一个10多年不写文学作品的小县城业余作者能行吗？王干说，能行。

由于王干的力荐，这家文化公司替我在西坝河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置办了一应生活用品，就差找一个人替我烧饭。当年我还不会用电脑，写好的文稿交前台小姐负责打印。做了三个月的影视剧编剧以后，我被公司调整到所属的广告公司做副总，负责央视“大风车”和“夕阳红”两档节目的广告营销，三个月后升任常务副总。

在北京，我和王干在周末或者节日里经常聚会，已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的他，好像并不怎么在意我在广告业的成绩，有天问我闲下来有没有写小说。知道我没写，他显然有些不高兴，提醒我不要忘了初衷，要知道自己到北京来是干什么的。这一天晚上，我在王干白家庄居所外面，靠三里屯的一个长椅子上坐了很久，这是他因为我疏于写作第二次批评我。我是不会让他说第三次的。从这一天开始，我重新写起小说。

世人都说四十不学艺，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装了汉王写字板，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对着键盘笨拙地练习“一指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写小说。第一部中篇小说《牌事》写出来请王干指导，他替我请了著名编辑看稿。帮我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2003年，我干脆辞去传媒集团的工作，到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应聘了发行主管，直接在王干手下工作。我的工资收入从万元降到了两三千，但我甘心做一个文学民工，潜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乐在其中，这其间我从干发行慢慢过渡到编辑工作，眼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卷卷鸿篇巨制的完成，学习积累了很多对文学创作助益很大的经验。

我很庆幸，在王干身边工作，使我经常就近揣摩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是怎么帮助作家、促成优秀作品诞生的，这是其他创作者们很少能拥有的机会。我现在也经常思考，评论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良性关系，评论家在对作家的文学培养过程中的介入该有多大程度？可能学院派评论家更多关注的是作家的作品而少有结交提携作家本人的，其实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我们是希望受到评论家批评的同时也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在王干借给我住的朝内大街166号后楼宿舍，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国戏》的创作并出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其后我在王干的支持下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在市场经济里用文学作品的稿费和版税生存。

我的文学创作得到多方面的关注，扬州市的文化领导在得知我的近况以后非常关心，希望我回扬州参加家乡的文化建设。高邮市的领导更是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2013年我被高邮市政府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加入了高邮文化工作者队伍。

解决了后顾之忧，我的创作迎来了一个质的变化，我脱产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高研班学习，拿到了作家的最高学历，我也让我作品里的主人公换了面貌，他们不再是官场里的人物，不再游走在灰色的边缘地带；我的现实主义题材写作变得更关心时代，更具人文关怀，开始走纯文学的写作道路。

五年里，我创作和出版了长篇小说《咏而归》，和以前的作品比，同样是畅销书，收到的社会效果不一样，被媒体誉为小说版“中国入殓师”，引发中国新闻网等四十多家媒体、网站关注。完成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网络）“聚龙小镇邻里情”，出版《这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50万字以上，短篇小说《好日子万万年》荣获《萌芽》《青春》《芳草》《广州文艺》四家举办的“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发表中篇小说八部，半数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中篇小说集《无底洞的底》出版后入围“2017.11华文好书榜”

改革开放四十年，让我换了一种活法。

这四十年我经历了从小学肄业、普通下岗工人到文化工作者、职业小说家的变化过程，人生的历程可以说是进步和向上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具备弄潮儿的勇敢，在社会变革的节点上甚至麻木迟钝，被改革的大潮推着向前；我庆幸遇到了良师益友，他们在关键时候触动我，提携了我。我更要感谢我们国家，让我幸逢这个时代，人尽其才，有各种各样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有多种政策的扶持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改革开放让我们危机与生机共存，激发了我们能量，释放出了我们的能量。

个人发展，国家发展；个人改变，国家也就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