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作品《三圣庵》和《受戒》中，提到过两个和尚：指南与铁桥。其实这两个人物不是虚构杜撰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最近，我走访汪老笔下人物原型和翻阅珍藏本《梦故乡》时，发现人们对指南和尚多有称赞，肯定他道行高深、戒行严苦、淡泊人生，而对铁桥和尚褒贬不一。现就已掌握的资料对指南和铁桥作点议论。对指南则认同人们的肯定，对铁桥则是一句话：汉奸和尚，该毙。

指南是一位高僧，俗姓刘，祖籍高邮，是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刘金鳌叔曾祖父，生卒年月不详，笔名为浑然子，又名可樵，亦自称浑然道人。年青时，指南去江西庐山名刹东林寺受戒，此后云游各方，沿途拜谒名寺高僧，求知问学。抗战前，时值中年的他，回到高邮，在高邮第一名刹善因寺任住持。因我舅爹爹家与善因寺近在咫尺，我到那里玩过，只觉得十分宏伟壮观。庙内外林木森森，浓荫蔽日，夏天进林子玩，怎么疯也不会出汗。至于汪曾祺笔下明子受戒，我未见过，只听说受戒时有几百人吃饭，都用箩装，是用铁锨装的饭，吃完一箩又一箩，可见旧时代信佛的人很多。当然，这些事不需要住持指南大师操劳，只须管事的大和尚处理。指南和尚住持善因寺期间，是该寺（原为地藏庵，因乾隆皇帝赐名而名播远近）得名以来辉煌的时期，源自于指南和尚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处事依规遵戒，从不做越轨之事，深得比丘、比丘尼及善男善女的拥戴。

按照汪老写的《三圣庵》记述，指南和尚因烧掉两指被称为八指头陀。据刘金鳌姑母说，应为九指头陀，只烧坏左手一食指。从汪老被其祖父汪铭甫带到三圣庵走动看，指南该是抗战前“退居”于三圣庵。

三圣庵，十多年前我去过，位于草巷口巷尾，东面就是大淖。庵不大，院门朝西，正屋朝南，小三间，隔着上锁的门朝里望，仍供着纸画的菩萨，亦有香炉，平常由大淖河边的一位妇女管理。上世纪30年代，汪老为何被祖父带到三圣庵，汪老在文中说的只是其中之一。指南岁数比汪老的祖父大，两人有共同语言，汪老的祖父信仰佛儒道，亦爱看古籍和新文学期刊，指南和尚亦称道人，在这方面沟通、交流很自然。汪铭甫带孙子去此庵，既有玩的成分，又有让其受熏陶的意味，在汪老日后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一位垂垂老矣的和尚几乎与世隔绝。我的亲家李鸿文曾住此庵附近，见过指南，个略高、形奇古、身瘦弱，靠退居后拥有的几亩薄田度日。他还说，指南对周边邻居十分谦和，有些人送他一些菜蔬，他并不拒收，只是合十道“善哉善哉”。其时，草巷口巷尾一带多为穷人，“养女莫嫁土城头（指草巷口至阴城一带），日做瘫子（打芦席）夜做牛”，即便如此，大家依然关注着一位道行高深的和尚，直到他80多岁无病圆寂。

指南和尚还擅长书法、绘画，尤其他画的兰竹，颇见功力，我家中珍藏了几幅。听我父亲说过，这是指南和尚送给我曾祖荣华或堂曾祖荣斋的。原先我家有三四十幅，均为册页，后被损毁了多幅，现只存几幅。10多年前，曾有收古董的上门要买，出价一页一千元，我未曾脱手。经查万年历，指南的书画多为壬寅年即1902年（光绪28年）所作。

对于书画，我是门外汉。为解指南书画其意，特地向姜海宽先生请教。指南为荣斋写的跋，这是一篇倡导读书尤其是精读之重要的短跋：“今人务多而不精，近似荣冶道费数千金，聚天下奇书，家虽有国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书也。时壬寅初夏/荣斋高兄大人正。”此跋为行夹草，字体敦厚，笔墨雅致，在一张不大的圆形绢上书就而成，姜君说，此绢书已逾百年，不可多得。我亦向花卉画家王先生请教。他说，指南之画竹有浓有淡，有远有近，有密有疏，有动有静，题词与画相辉映，画意与题意相宜的意境，和风吹竹摇动况味，有的题词直白，有的雅致，有的引诗。《如仁风膏雨》则是引用的白居易诗句“仁风膏雨去随轮，胜境欢游到逐声”，就是用和风、膏雨、青竹引向令人向往的去处。

指南和尚画的兰花，也有清代画派印记，或兰花勃发丛生，或飘逸自如，或单株蟹爪兰怒放，或多处兰花盛开，其中《伴我三春消永昼/垂帘一月不烧香》浓淡有致、笔墨简洁。该画署名浑然子可樵、注明壬寅端阳前三日，可知也是清末作品。

汪老笔下的铁桥和石桥是一个人，即指南和尚的徒弟。他们都是和尚，都擅长书法、绘画，可是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指南和尚是位戒行严格的苦行僧，一辈子受信徒尊重与爱戴；铁桥则不守教规、沉湎女色。抗战期间，铁桥任伪佛教会会长，卖国求荣，作为汉奸、特务，于1946年5月14日晚8时后在东门外被政府依法枪决。有人说，铁桥伏法前，曾有人跪地求情，据相关人士回忆，当时执行命令下达之时，人们已经入梦，谁来求情，谁敢求情？

诚然，铁桥出家于善因寺后，云游江南，亦擅长书画，颇有名气。汪老在《铁桥》一文中肯定铁桥的字学吴昌硕，很有功夫。说铁桥的画师法任伯年，“但比任伯年放得开”，我以为未必如此。我在吕居荣画家处见过铁桥的字画，他说，任伯年的画焕发着勃勃生机，用笔自由潇洒，用色新鲜雅丽，画面洋溢着欢快气氛，铁桥没法与任伯年比。他还说，倘若再“放得开”，那会是什么样子，这只能请教高手。我也认同，抑或我们少见多怪。

汪老认为铁桥除了是大地主，“还有没有其他罪恶，我就不知道了”，这个问题汪老的表弟杨汝栩早就撰文回答了。铁桥在日本鬼子面前卖国求荣，一种奴才相。杨汝栩在文中写道：“铁桥毫无民族气节。常坐专用的黄包车，与日本占领军司令一同招摇过市……每逢日本人在南洋打了胜仗总要开庆祝大会，每次铁桥总要登台表演，为日军的辉煌胜利大唱赞歌。”铁桥表演已成了一个模式，先向“太君”行九十度鞠躬礼，然后对台下将光头从左向右划一个弧线，拖长声音道“诸——位——啊”，其小丑式的表演，惹得日本主子和汉奸忍俊不止，而铁桥颇为得意。汝栩说得好：“善因寺很美，但一想到铁桥，不禁又有一点扫兴的感觉。”其实，对于指南与铁桥，汪老说得也对：“和尚有各式各样的和尚，正如人有各式各样的人。”汪老长期离乡后对高邮的情况知之不多，我们不能苛求，铁桥该杀，那是他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