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洪武八年（1375年）开设。当初，盂城驿为何选址在馆驿巷？笔者依据古代邮驿的四大功能逐一加以解析。

我国古代邮驿历史源远流长，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成功地发现并运用通信规律、组织文书传递的国家之一，为促进人类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都通过邮驿这条被称作“国脉”的信息传递系统，传播政令、飞报军情、沟通联系、运送使客和物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人类通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邮驿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包含着十分广阔的内容，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很值得专业工作者和广大业余爱好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古代邮驿作一个纵向的全面研究；它也可以供人们从不同的历史断层、不同的时代截面，对其作一个横向的局部剖析。在高邮举行的历届中国邮文化节及邮文化学术讨论会，正是中国邮文化研究的一个个盛会，邮文化学术讨论会犹如璀璨的奇葩，怒放于百花齐放的艺苑中。

明王朝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交通事业大发展、邮驿通信事业大发展的重要阶段。

朱元璋深知发展交通和邮驿事业，对推动统一战争的进行、加强占领地区控制的重要作用。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发展，他迅速修复道路和设置驿站。明军每攻克一地，往往就地修路置驿，以强化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下令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以为全国驿站的总枢纽、国家的高级招待所；正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十二天，颁布诏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明会要》)以强化邮驿。洪武三年(1370)正月，徐达取得对蒙古用兵的胜利，遂“设开平卫，置八驿”(《明会要》)。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随即“令东川、乌撒、芒部诸部置邮传通云南，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凡六十里置一驿”(《明史·土司传》)。

朱元璋不仅懂得恢复和建立通信组织在夺取政权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更深谙恢复和建立完备的交通和通信组织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此所谓“国家统一寰宇”“驿递天下之血脉”。这也是明统治者在天下初定、百废待兴的情势下，急于兴邮传、定驿制的主要原因。

洪武二年颁诏，改“站”为“驿”，并因元时全国驿名“俚俗不雅”，令翰林学士考古订正，更改驿站俗名二百三十处，如“扬州驿”改为“广陵驿”，“镇江驿”改名为“京口驿”。其时高邮驿站原名“秦淮驿”，因其名含义不明，故考证依宋代高邮籍著名词家秦观“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诗意而更名“盂城驿”。

明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快各地道路和驿传的建设。如，朝廷委派大臣去各地修路置驿；责令地方官就地置驿修路；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边境地区，促成土司或头人兴修驿路，这些得力措施促使全国驿传飞速发展。高邮盂城驿的开设，当是这个得力措施的产物。据明·隆庆《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在南门外，洪武八年知州黄克明开设。”孟城驿规模宏大，有门厅、正厅、后厅、库房、送礼房、廊房、夫厂、马神祠、马房、鼓楼、照壁、牌楼等。驿北有驿丞宅，临堤有皇华厅，驿南有马饮塘，驿旁还有一座很像样的秦邮公馆，是一座建筑华丽的官立宾馆。据记载，盂城驿占地数千平方米，厅房200多间，另有驿马65匹，驿船18条，床铺60张，马、水夫200多名，是高邮历代邮驿机构中规模最宏大的水、马驿站。明时驿舍的营建修缮归工部所管，驿舍建筑都非常考究，多选择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筑，对选址欠考虑、环境失当的驿站则另择地重建，毫不含糊。如天顺二年(1458年)，甘肃庄浪等处驿站多设在低洼地带，于是选择水草便利、地点适中的地方重新修建。又如，宁国府宛陵驿，水患为害，附近接官亭距驿不远，地势高爽，经过勘测，在此建驿。明初，许多地方的驿站重建都是经过周密勘查的。可见驿舍营建时选址不是草率从事，更无选址的随意性可言。

盂城驿规模如此宏伟，建筑如此华丽，而作为水马驿功能又是那样齐全，职能又是那么重要，作为当时知州黄克明对开设盂城驿的选址，当是慎之又慎的。虽然我们现在无法从史料中查寻到黄克明当时究竟开了多少研讨会、论证会，也无从了解黄克明亲临现场作了多少调查研究、分析论证，但从今天的分析考证中，不得不为前人选择盂城驿现在的地址所折服。

盂城驿坐落在南门馆驿巷内，北枕南城门望云门，南连马饮塘、盐塘，东临南、北澄子河，西依南门大街，扼踞京杭大运河要冲，毗邻城南风光带，地理位置十分理想。下面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阐述：

 

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是紧挨大江、大河或海洋而建立的，我国的很多城市也是位于大江、大河或海洋沿岸，这些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开发历史悠久，人口集中，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一个城市的建立是这样，一个驿站的设立，也不能违背这条规律。邮传在秦代所担负的任务和作用主要有五点：承担政令的传递；承担军令的传递与情报的送达；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员，提供食宿和车马；运输政府及军队的物资；押运犯人。到了隋唐，由于传和驿完全合一，邮驿的任务更明确具体，任务量也空前增大，包括追捕罪犯，司法办案；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慰抚；征召以及给僧道、贤士等人的特殊礼遇；押送犯人，传报首级；贡品运输；政府和军队的物资运输；地方向京城的汇报材料；其他特许人员乘驿等。到了明代，朱元璋一边严治驿，一边强化驿站功能，其驿站任务仍不外乎上述若干条。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北方边境地区的统治，迁都北京，南京仍为陪都，两京并设，六部人员留守，南北两京间公文书信不断，官员往来频繁，物资运输繁忙，从南京经大运河到北京的水陆邮驿路线，更是重中之重、要中之要，驿站的功能更加突出。明朝内地的交通路线，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有八条，以南京为中心的驿路有七条，其中经仪征、扬州、高邮、宝应、淮安、清江浦、桃源、宿迁、邳州、徐州、沛县，接山东驿路最为重要。经过数十年努力，至永乐中期，京杭大运河疏浚成功，罢海运，河运空前兴盛，江河两岸水驿大兴，“水马驿栉比蔓绵”，出现了水陆路线四通八达的盛况。“河畔筑御道，树以柳”，便利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对通信条件的改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驿站的功能决定驿站的性质，驿站的性质必然决定驿站的规模，决定驿站的地理位置。不难看出，驿站必须设立在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的驿道旁，在有水路交通的地理条件下，必然同时也要兼顾水路交通的便利。因此说，作为京杭运河重镇的高邮，在选择新的驿站地点时，大运河边、运河国道旁就成为新设驿站的首选位置。

 

隋唐时期，国内驿站以长安经洛阳至江淮的驿路最为重要，江淮地区是唐中期以后财赋的主要来源，从隋唐至宋元，江淮的驿路又逐步得到加强。朱元璋开国后，紧紧抓住大运河这条大动脉不放。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王朝迁都北京后，庞大的国家机器，众多的京师人口，强大的京城驻军，构成了一股特别强大的消费力量，北方粮食不足、资源匮乏，每年要从南方运输三四百万石粮食及大量其它物资到北京。明初，一度由海上运粮，很不安全，不得不废海运为漕运，漕河成了当时一条经济命脉，所谓“天下大命，实系于此矣”(《读史方舆纪要》卷129)。明时还规定，水路递运所的船只俱用红油刷饰，故人称“红船”。史书记载，盂城驿明时有红船十八条。(《高邮三续州志》)。高邮盂城驿的驿船在红油刷饰的基础上加了黑漆刷饰于驿船船尾，与岸上的管理官员达成默契，以利于通行。天长地久，此举便演化成了“高邮船黑屁股”。

盂城驿为水马兼备的中上等驿站，自然肩负繁重的粮食、食盐及其它物资的调集、汇总、运输的艰巨任务。明时高邮向东，北至兴化、盐城，南至泰州、南通，广大里下河水乡的物资运输，皆是由水路运至高邮经运河北上的。从明隆庆六年(1572年)《高邮州志》上绘制的《明代高邮州境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盂城驿南侧华严寺东边即为水面浩大的马饮塘，再向东便紧连着水面宽阔的南澄子河，南澄子河向东四十五里便与山阳河相连。《(隆庆)高邮州志》记载：“山阳河在州治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甘泉、泰州界。”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该图上清楚地看到盂城驿北侧即是北澄子河、运盐河，近版的《高邮县志》(第142页)说：“北澄子河，古名运盐河，为高邮县运东主要骨干大河，向东通兴化南官河。”这是明清时通往盐城及沿海各大盐场的主要水上通道，从明代州境图给此河冠名“运盐河”，我们便可看出这条东西向大河的主要功用。当时，盂城驿所承担的向上河(大运河)输送的大批量粮食、食盐及其他物资，都是通过盂城驿佐近的南、北二澄子河由里下河平原纵深地区泰州、南通、兴化、盐城运至。由此看来，盂城驿与南、北澄子河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有趣的是，从盂城驿附近现在还存留的地名、巷名上也能证明这一点：与水面浩荡的马饮塘南部相连的还有一个盐塘。盐塘者，运盐船舶停留之地也，食盐中转、集散交易之所也。盂城驿所在的巷名叫馆驿巷，馆驿巷正南第一条巷子叫运粮巷，正南直对着盐塘的巷子叫盐塘巷，这些巷子东头连着马饮塘，盐塘挑夫们挑着粮和盐，运到西边大运河北上。因此说，盂城驿是明清时期里下河水乡粮食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也是里下河东部沿海食盐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同样道理，经大运河南下的北方物资和由大运河北上的南方货物在盂城驿中转，再经南北澄子河东运往里下河各腹地，促成南北东西物资大交流。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盂城驿选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必须处在南、北澄子河与大运河的交汇点处，这样可以较好地承担朝廷下达的沉重的运输任务，便捷地将里下河平原大量的粮食、食盐及其它物资转运到大运河北运至京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