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奎元（右）在菱塘

2019年1月1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汪曾祺全集》(12卷)出版了，可喜可贺。《全集·书信卷》收入书信293封(含残卷)，其中有目前见到的汪曾祺最早的致朱奎元信函11封，弥足珍贵。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同朱奎元先生有较多的交往。他和我多次谈到汪曾祺。1999年11月24日，他将保存的汪曾祺给他的信以及关于任振邦的信从台湾复印传真给我。次年10月他到了上海，住锦江饭店，请我去上海，要当面将汪曾祺致他的信中的人和事解释给我听。这些信的原稿他先要交给我保存，以供后来人研究。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但认为不合适，婉拒了。后来他将原稿送给了扬州师范学校，因该校校长到过台湾，并到他家中拜访过他。我知道这一消息后，以为不妥。在我的劝说下，朱奎元将原稿从扬州师范学校要回，赠送给他与汪曾祺的母校高邮中学。

朱奎元跟我说，他颠沛流离50多年，一直将汪曾祺给他的信保存着，足见其情谊的珍贵。我很敬佩他，敬佩他的真才实学，对朋友的真诚，对文学的执着热爱，即使饿肚子也要认真读书，坚持写作。

朱奎元，1915年生，江苏高邮人，父辈原居高邮城，后到菱塘开设药店，朱奎元童年应在菱塘度过的。有姐嫁到仪征。其母人称朱大老太，有瓦屋数间在菱塘老街上，朱大老太去世后就葬在院中，朱奎元每次回菱塘总要到母亲墓前跪祭。

朱奎元长汪曾祺5岁，但在高邮中学读书时只比汪曾祺高一级。一次朱奎元微笑着对我说：上初中时好斗，经常与同学打架，诨号“野朱”，曾被学校记大过三次，记小过两次。初中毕业后，去镇江读高中，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1938年到了昆明，在昆华高工实习工厂任负责人。其时工厂工作人员5人左右。1939年8月，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遇到同乡、同学朱奎元，于是过从甚密。汪曾祺把朱奎元当作知心朋友，校办工厂中有关文字方面的工作，朱奎元就请汪曾祺协助完成，同时也向汪曾祺学写文章。

在汪曾祺致朱奎元的11封信中，除了1943年写这一封信时，朱奎元还在昆明外，1944年、1945年朱奎元则到了贵州桐梓。后来离开桐梓到了重庆、蚌埠兵工厂工作，二人就没有再通信联系了。1949年到了台湾，他先开了一家羊毛衫厂，后又开设了华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较好。他有三位太太，大太太淮安人，由大陆同到台湾，生一女名朱姝，曾在他的公司工作，当她的权力渐大时，他毅然要她离开，后来到了加拿大。二太太是“半边人”，与前夫有一男， 帮他开了一爿店;三太太高山族人，比他小30多岁，生一子名朱志鹏，留学加拿大，学习音乐制作。朱奎元对三位太太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一一当当。他曾试图在高邮购房，让大太太定居高邮，未果。

1988年，蒋经国允许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乡探亲，朱奎元也回高邮菱塘了。其母早逝，但他要为家乡做些善事，于是在菱塘小学建立以他母亲朱大老太命名的图书馆，向菱塘卫生院捐赠了救护车及医疗器械，邀请乡政府及市里相关领导去香港考察。

2000年10月，朱奎元要在母校设立“顾锡镛先生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奖学金由朱奎元一次性提供1万美元，本金及银行利息作为奖励基金，由高邮中学校长、教育局长、受朱奎元委托的朱延庆及顾锡镛先生之子等5人共同管理。“顾锡镛先生奖学金”共发放15年，2014年发放完毕。

顾锡镛(1907年12月16日-1976年8月12日)，江苏高邮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教学系，是汪曾祺、朱奎元的数学老师，数学教得很好，曾经同汪曾祺开玩笑，说汪曾祺做的几何题是“桐城派几何”。顾锡镛号调笙(《全集》错写成“洞笙”了)，新中国建立前他以号行世，人称“顾调笙”;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名行世，人称“顾锡镛”。他有位女学生名李湘，小他9岁，与汪曾祺、朱奎元初中同学，即汪曾祺信中所称的“李小姐”，“或尚稀记得我小时模样”。李湘(1916年8月22日-1980年1月8日)，江苏高邮人，初中毕业后入江苏省护士学校(在镇江)，毕业后积极要求进步，去了延安，与江青同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为共产党员。其老师顾调笙深深爱着她，紧紧追求她。好女怕郎缠，李湘回到国统区与顾调笙成婚。1944年，顾调笙、李湘夫妇到了贵州桐梓，顾任桐梓一中校长。朱奎元觉得在昆明不自在，就对汪曾祺说，到桐梓学习炼钢。2000年10月28日朱奎元来高邮，同我谈起几十年前到桐梓的事，他说其中重要原因有二：一是避免与一女子名陈淑英再多联系。汪曾祺信中几次提到陈淑英，她是新加坡人，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是朱奎元、任振邦同追的对象。她有时同任振邦很近，朱奎元不悦，汪曾祺劝他“得作痴人，斯能免俗”。另一原因是与同事陈葆泰难处，工作难协调。陈是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是CC派小头目，陈立夫给他个中学校长位置，自然对朱奎元就不买账了。于是，朱奎元就以到桐梓学习炼钢为理由离开昆明，到了桐梓，住在顾调笙老师、李湘同学的小楼上三个月。汪曾祺在信中说：“到了那边怎么样呢?顾先生自然欢迎你，不然你没有理由到那里去。自然也不欢迎你，他信上说得明白恳切。你必不免麻烦到他，这种出于意料的事，照例令人快乐，也招入烦恼。我不知道你所遭到的是什么。如果他的招待里有人为成分，希望你不必因此不高兴。如果他明白他的麻烦的代价是非常值得的，以那种小的麻烦换得十分友谊，减少一点寂寞，他会高兴的。”汪曾祺信中对师生情谊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全面透彻，精当入里。顾调笙、李湘二位其时已生两个女儿，一个2岁，一个4岁，工作、家事均繁忙，还要照应朱奎元的生活，且不能怠慢。顾、李二位对朱奎元是有恩的。汪曾祺还从文化的角度劝朱奎元离开桐梓，“那是个文化低落的地方”“文化是从女人身上可以看出来的”，女子的打扮、穿着、言行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品位。朱奎元在桐梓没有看中一个中人意的女人，他终于离开桐梓到了重庆。40几年后朱奎元回高邮时，顾、李二位均已去世，他想感恩、报恩，于是在母校设立“顾锡镛先生奖学金”以缅怀纪念。这也验证了汪曾祺信中的话，给顾、李二位带来的“麻烦的代价是非常值得的”。

顾锡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家乡，在高邮中学教书，此时已是国民党员，1948年至1949年曾任校长。新中国建立后，到扬州师范学校教书，1955年后被学校清退回乡，直至去世。以他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够不够“格”，高邮有关方面领导当然需要慎重考虑，于是高邮市委统战部负责人与我到了扬州市委统战部，得到一位同志的热心帮助，在一屋子的档案中终于查到当时清退顾锡镛的材料，学校清退他就因为他是国民党员，并当过中学校长，不适宜在学校任教，别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其时顾锡镛老师、李湘医师(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已有6个子女，全家人的生活仅靠李医师一人的工资。顾老师逝世25年后设立的“顾锡镛先生奖学金”也算是对他被无辜清退后的名誉的恢复。

朱奎元重视图书馆建设。他并非很富有，仍捐赠15万美元请台湾大锣文化事业公司人员两次来高邮为母校高邮中学精心设计、安装，建成当时堪称一流的“神山数位图书馆”，于2002年9月27日举行落成仪式，扬州市原副市长王功亮等专程来邮剪彩。

1986年10月4日至15日，汪曾祺随艾芜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访问。朱奎元在台湾得知了这一消息，专程从台北到香港与汪曾祺叙旧。据朱奎元同我讲，他当时要送汪曾祺“三大件”(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可以在香港付款，在北京取货。在870831汪曾祺致施松卿的信中知悉，彩电等正是汪曾祺与施松卿所需要购置的，但汪曾祺婉拒了。此事汪曾祺却一直未同我讲过，可见汪曾祺的人品、风骨。

1991年10月，汪曾祺第三次、夫人施松卿第一次回高邮，朱奎元也在高邮，安排了一次会见，我未在场，据说二人都未多谈什么。人老了，感情的火焰也不旺了。

201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七)朱奎元于台北去世，享年97岁(虚)，他的扬州的一位亲戚电告我的，我送了一副挽联电传到朱奎元家，以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