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邮驿四大功能是：传达政令(公文)、转运军需(含贡品)、递送使者(官员)、飞报军情(重大灾情)。扬州邮驿在这四大方面，功能尤为突出。

古邗沟邮驿体系的建立孕育了古扬州城

扬州的邮驿史起源于古邗沟的开凿，而古扬州城的开筑，更有赖于古邗沟邮驿体系的建立。

早在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中华书局”权威著作《中华交通史话》(陈鸿彝著)说：“公元前487年，吴王从云阳(江苏丹阳)渡江，开挖邗沟，连通射阳湖与淮水，为北上争雄齐鲁创造条件。”那时，诸侯都有各自较完备的邮驿体系。而只有具备了完备的邮驿体系，才有与群雄逐鹿、克敌制胜的可能。《管子·大匡篇》对当时的邮驿作了详尽的叙述：“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以委……”遽，就是今人邮驿。吴王开邗沟建邮驿，并不是“白费蜡”，而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吴国在军事上得到回报。《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以会吾公午于黄池。于是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沂江以袭吴……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的邮驿“飞报军情”，为吴返师赢得时间，神速地扑灭了越国的叛乱。吴“筑邗沟、建邮驿”的作用可谓大矣!

现在回说到扬州城的建立。公元前486年，也就是夫差筑邗沟的第二年，他选择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之上筑邗城，这就是最早的扬州古城。古扬州城与古邗沟的关系如何?笔者以为，古邗沟孕育并诞生了古扬州城，而古扬州城的应运而生是古邗沟开通、邮驿制度渐趋完备的必然结果。何以言之?吴王在江南取得巩固的政权后，决心挥戈北上。既然花费气力开凿了古邗沟，他就必然要在长江以北、邗沟源头选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池作为桥头堡，觊觎中原，于是就诞生了江北的军事重镇——扬州城。这样，它既可以兼顾长江、统领江淮，又可为移师北上提供充足的军需和兵源。

为了补充证明以上观点，我们还可在扬州市辖区内距扬州城仅五十公里的高邮城找到佐证。明·隆庆《高邮州志》载：“秦并楚(高邮)又属秦始筑台置邮亭因名秦邮”，说的就是高邮这个地方地势低洼，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在此叠土筑高台，设置邮亭。因邮亭建在高高的土台上，因此这里始有“高邮”之名，这时的高邮仅是运河线上的一个小小村落而已。高邮的正式设县，乃是西汉。《高邮州志》又载：“汉置高邮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属广陵国。”很清楚，由于邮亭的设立，邮驿的发展，高邮在短短的105年时间内，完成了由村落到县城本质的飞跃和城市职能的升华。由此可见，高邮的“城”与“驿”的先后关系：通驿在先，建城在后。同样道理，扬州也是通驿在先，建城在后——公元前487年吴王开邗沟通邮驿，公元前486年吴王筑邗城，始有扬州城。

这里充分说明古代邮驿“飞报军情”、“转运军需”功能的重要作用。

古邗沟邮驿的发展促进了地区政权的巩固

邮驿体系的发展，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全国的邮驿是这样，扬州地区的邮驿亦是如此。

由于邮驿的畅通，吴能够畅达地从江南吴越大地和江北江淮平原上调集大批兵马车船和粮草军需。公元前484年，吴以扬州为桥头堡，以邗沟水陆驿道为进攻利器，向北对齐发动“艾陵大战”，取得大胜，全歼齐兵十万，是春秋时期规模较大、较彻底的“围歼战”。是役，被后人称为教科书式的成功范例。试想，如果没有古邗沟的邮驿，没有扬州的桥头堡，吴王夫差凭孤军深入，要想取得如此辉煌的顺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嗣后，秦统一中国，迅速建立完整有效的通信系统，使命必达。政令的畅通，巩固了国家的统一。秦朝的御用驿道——驰道分布极广。“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而这个“南极吴楚”的驰道当然包括古邗沟边的驿道——邗沟道。扬州便是这条链索上的重要一个环节。秦始皇就是利用这些驰道便捷地进行了五次大出巡，巩固了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说到这，笔者还有一个推断：秦始皇肯定出巡到过扬州。《史记·秦始皇本记》说：“三十七年(公元前246年)十月癸丑，始皇(第五次)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还过吴，从江乘渡。北上琅琊。”吴，苏州;江乘，今镇江西句容县北。也就是说秦始皇从浙江祭过大禹后，经过苏州，又从江乘过江北上，奔赴山东琅琊。在这儿过了长江只有一条御道——邗沟道。作为邗沟道上的江北第一要冲——扬州，秦始皇的车辇焉有不到之理?

古邗沟邮驿的完善促进了南北经济飞速发展

到了公元587年4月，为了平陈，隋首先在扬州再次疏浚拓宽了邗沟，以便水师南下。两年后，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四百年的分裂动荡。隋大运河的开凿和邮驿的完善，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隋唐以来，以洛阳为中心，邮驿水陆驿道，东南方向沿通济渠、淮水、邗沟和江南河，可直达杭州。《(隋)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洛阳)至江都(扬州)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隋唐时期的扬州邮驿是何等的壮观。

随着长江岸线的南移和运河水道的变化，为适应军事、经济的需要，扬州城址由北向南，从冈阜发展到平原，城市的职能从政治军事城堡型演变为经济文化型。资料显示，每年从全国各地调运京师(这里指长安——今西安)的稻谷三四百万石，而(唐)天宝年间由扬州中转的稻谷就达二百五十万石。

隋炀帝曾作为扬州总督，长期驻守江都，对江南的富庶有深刻的认识。他篡位后，三幸江都，建起了崭新的春草、归雁、回流等“扬州十宫”，上下金碧，千门万户。蜀冈上出现了宏丽的宫城。这时的隋朝已是“户口益多，府库盈满”。之后，唐朝又经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阶段，经济极大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此时的扬州更是锦上添花。扬州依托着南北大运河水陆驿道联通苏州、杭州，这三者被并列称为“人间三大天堂”“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运河和运河沿线的邮驿成了国家的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

范文澜先生说：“(隋唐时期的)长江流域的开发成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西汉富力添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通史·隋唐编》)。

扬州水马驿是明清南北生命线上重要一环

自隋唐至明清时期，扬州邮驿发生根本性变化。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上，向南连接江浙，向西直通赣鄂巴蜀，向北可达中原。扬州作为南北、东西水陆转运中心的经济职能更加突出。

战争时期，邮驿的转运功能(转运兵源和粮草)十分重要;和平建设时期， 邮驿的转运功能同样凸显。

元、明、清三代，考虑到北方御敌的需要，都城大部分时间建在北京，而当时的北京物资特别是粮食极其匮乏。《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古代驿站的转运功能十分彰显突出。京杭大运河上扬州的粮食、食盐运输忙得不可开交，扬州成了江淮平原及东海各盐场粮食和食盐的最大中转站和集散地。

此外，古代邮驿另一重要功能——接待功能，在扬州也表现得特别炫眼耀目。“商旅辐辏”“糜至鳞集”“春风十里扬州路”“天下珍馐属扬州”，就是对扬州邮驿接待功能的最好概括。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两京并设，六部人员留守，两京间公文书信不断，官员往来频繁，物资运输繁忙，从南京经扬州大运河转运北京的这条水陆邮驿路线，更是重中之重、要中之要。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颁诏改(站)为(驿)，九年(1376年)四月，因元时全国驿名“俚俗不雅”，令翰林学士考古订正，改全国驿站俗名二百三十处。“扬州驿”改名“广陵驿”，“镇江驿”改名为“京口驿”。高邮原“秦淮驿”，因其含义不明，依秦少游“吾乡如覆盂”诗意，更名为“盂城驿”。

明朝时，扬州的驿站建筑都很考究。《中国古代邮驿史》说：“南直隶扬州府广陵水驿，有水马夫一百八十六名。正厅悬匾额曰‘皇华’，后堂建有淮海奇观楼，楼下匾额曰‘礼宾轩’。”此外，高邮盂城驿有前后厅、鼓楼、牌坊;驿丞宅、秦邮公馆等。正厅曰“皇华厅”。皇华，使者也。这里是高邮州官拜会上级过往官员的厅堂。后厅曰“驻节堂”，等级次之。

从南京到北京的这条大动脉、主驿道上，共设驿站46处。明·程春宇的《水驿捷要歌》概括得好：“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洲程……龙潭送过仪真坝，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阴……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里。”仪真驿、广陵驿(扬州)、邵伯驿、盂城驿(高邮)、界首驿、安平驿(宝应)，扬州境内的驿站达6处之多，占三四百里之遥，而且都是水陆兼备的中上等水马驿。扬州成南、北两京之间的国家生命线上的重要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