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堡是原八桥西部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渌洋湖东畔，不靠集镇、远离县城。这样一个地处偏远、规模不大的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全县闻名的先进典型。忠堡是我老家。从1984年离家后的30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环境，老家的人、老家的事常常萦绕于我的脑际。

老家人特别能吃苦。老家土壤粘性大，晴天硬得像菱角，雨天烂得像膏药，村里人为此付出的劳动强度比其它地方要大得多。1964年开始，村里男女劳力开赴渌洋湖向千年荒滩夺粮。他们锹挖肩挑，起早摸黑，风餐露宿。冬天气温连续零下十多度，又不时有雨雪来袭，湖滩上冻土层近一米，每挖一块土，都要好几个壮劳力拿大锹一齐“围攻”。经过好几个冬春的奋战，老家人共围圩框地280多亩，后经耕翻改造和灌排设施配套，建成了一大片良田，每年产粮创收20多万元。

在造田的同时，老家人对原有农田又做了深度改造。从1969年至1977年底，共开挖了3条生产河，填平了若干小河沟，并对田间灌排设施作重新调整，将大队实有耕地扩大到 2100亩，且都改造成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块。期间，共动土60多万立方米，人均 600多方，都是在没有机械作业的情况下靠锹挖肩挑完成的。

为了夺高产，老家人一年四季从无闲暇。大冬天，男劳力冒着严寒深夜划船到渌洋湖罱泥积肥;酷暑里，男女老少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收栽“双季稻”。

老家人不仅肯干苦干，而且也能干会干。为了粮食亩产过“纲要”、夺“吨粮”，大家一手积极引进新品种，一手提纯复壮老品种，良种覆盖率达百分之百。那时除了家家大养生猪外，每个生产队都有百头以上的养猪场，为农田提供优质有机肥。大队里还先后购置了“东50”和“丰收35”两台大拖拉机和好几台“195”小型拖拉机，“双抢”季节，人机并举，既加快生产进度，又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至于农作物植保，都严格按科学办事。

那时，老家的粮食单产在全公社是最高的。1972年率先调种棉花，最多时扩种到600亩，皮棉单产最高达157斤，与种粮比，亩均收入翻了一番还要转弯，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社员家庭大养畜禽、大种蔬菜。大队还专门建了个副业队，50多亩基地不是植梨树就是种西瓜，还养鱼养鸭，收益满满。那时苏北地区很少有工业，但老家很早就办起了粮食加工厂和小窑厂，既为社员粮食加工和翻建住房服务，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大队办的五金厂生产的保险柜和五节橱远销山东、河南等地，几十个劳力进厂务工拿上了工资，每年还创一二十万元的利润。

农副工三业的全面发展使老家人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不断改善。从1968年开始，全大队工分单价平均达到 8角钱以上，社员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上，每年都有15%的递增。自前厦生产队社员1974 年在全公社第一个上庄台住瓦房后，至1978年，全大队250户社员户户都上庄台住上了新瓦房。集体家底也很厚实，大队和生产队两级集体资产达 300多万元，不欠国家一分钱贷款，大队还有5万多元存款、5万多斤库存现粮、10万多斤粮食储备计划。年终分配后，生产队存款少则千把元，多至上万元。

当时老家人崇文重教的村风民俗也很浓。创办于建国初期的忠堡小学和后来增设的“戴帽子”初中，原是用甘露庵庵堂做的教舍，后迁建于现村部所在地。虽说校舍简陋，但教学质量不低，出了不少优秀人才。老家人对人才更是求之若渴，不论是植棉花还是办工厂，都以优厚条件从外地请技师前来做技术指导。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老家人几乎户户都装上有线广播小喇叭，大队还有大喇叭。喇叭里有国家大事，还有文化娱乐。无论是进门入户，还是在田间地头，大家都可从广播喇叭里得到精神文化上的滋养。老家还建了一支文娱宣传队，平时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到了过年的时候，还上演扬剧大戏《红灯记》和《农奴戟》等稿劳乡亲，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在大队的努力争取下，县放影队每月都到忠堡放一场露天电影。

几十年来，忠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家人生活比过去更加殷实。如今的忠堡若再像当年那样战天斗地似乎没有必要，把当年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搬到今天，好多也已经行不通了。但忠堡人当年那种直面困难、敢于挑战，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尊重规律、奋勇争先，致富个人、壮大集体的精神、品质、能力、智慧、激情、思路，不正是我们当下振兴乡村、创建更高质量小康生活之“刚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