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段话出自儒家经典《左传》，意思是说，人生有三个最高标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立德”，即树立高尚完美的道德品行;“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独到见解。“人生三不朽”，是有史以来众多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最近，我在研读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高邮茆泮林编纂的《宋孙莘老先生年谱》，还有2010年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揭阳孙淑彦著的《孙莘老先生年谱长编》，由此对孙觉一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深感孙觉德、功、言之卓越，堪称“三不朽”之典范。

孙觉(1028-1090年)，字莘老，高邮人，北宋进士，文学家，是胡瑗的学生，苏轼、王安石、曾巩的好友，黄庭坚的岳父，秦观的老师。孙觉先后任七个州的知府，官至吏部侍郎、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兼侍讲。著有《周易传》《春秋经解》《奏议》《荔枝唱和诗》等近百卷经典之作。

为人——道德品行高尚

一是气量宽宏。孙觉交友，以诚相见，即使有矛盾，也是虚怀若谷，不计前嫌。《宋史》本传记载：“觉有德量，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钟山，觉枉驾道旧，为从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诔，谈者称之。”孙觉与王安石同殿为臣，两人相处甚好，常有诗词唱和。后来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政，实施“青苗法”。时任知谏院的孙觉，几次上书指出“青苗法”的弊端，并说：“臣恐奸邪之人，结党为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之。”王安石看到孙觉的奏议，非常愤怒，于是将孙觉贬到广德任知军。数年后，王安石罢为平章事，判江宁府，退居南京。这时孙觉专程去南京看望王安石，“相谈数日”。王安石去世时，孙觉作文悼念。此举为世人广为称道。

二是敢于直言。当时在朝廷，孙觉以敢言著称。对于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于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于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于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孙觉在一个月间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如：《奏劾韩缜疏》《再奏乞罢免蔡确韩缜疏》《奏劾韩缜章惇张璪疏》《奏劾安焘疏》等等。皇帝拟升孙觉的官职，而孙觉却说：如果这些奸臣不罢职，即不升官。如果他去位之后，皇上别有差遣，臣不敢辞。孙觉在朝为官，尤其是任知谏院期间，辑有《孙莘老奏议十卷》，见证了他正直刚毅的品性。

三是提携后学。嘉祐六年(1061年)，孙觉自京师回高邮，秦少游年十三，“常造先生府，聆听教诲，并从其学经。”熙宁七年(1074年)，孙觉因祖母去世，回高邮服丧，秦少游“时相过访，聆听教诲”。秦少游在《与孙莘老学士简》中说：“屡奉所赐教，海慰殷勤，虽父兄之兄弟，无以过此。”孙觉不但教导秦少游，还将秦少游推荐给苏东坡，“持秦观诗词数百篇示苏轼，轼读而惊赞之。”此后，秦少游列入苏轼门下，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广陵的王令，徙居高邮，年二十时，以孙觉为师。后孙觉与王令有过多次书信来往，更有许多诗词唱和。史书记载，王令在当时以才气名，其诗极有特色，诸贤均甚为赞赏。可惜王令因病早逝，年仅28岁。

为官——施政业绩卓著

孙觉一生所任官职较多，每在一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认真履行职责，尤其是他先后任七个州的知府，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秦少游在《孙莘老挽词》中说：“转守七州多异政，奉常处处有房祠。”说的是孙觉守七州时，多有德政，被当地百姓立生祠祭祀。孙觉任地方官的政绩，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兴学育才。任太平县令时，重建学宫，并亲自到学宫讲学。一个县令去学校给学生讲课，非常难得，足见他对教育的重视。因“在太平县任间有政声，后太平县祀为名宦”。任广德知府时，“兴学育才，有善政，列为名宦”。任湖州知府时，请建安定书院。

二是关注民生。他24岁任合肥主簿时，夏秋大旱，蝗虫肆虐，孙觉提出“捕蝗易米”之策，捉一天蝗虫，发几斤大米，这样既除害，民又以米度荒，一举两得。这一方法不但在合肥实施，还在邻县推广。守湖州时，适逢水灾，孙觉开仓济民，并“力劝富户出资赈灾，救民甚众”。灾后孙觉“率民石筑松江堤，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任徐州太守时，遇大旱，饥民盗掘荒冢，取旧砖出售，造成遗骸遍野。孙觉命人收遗骸180多具，集中安葬，并“作文以祭”。时任徐州教授李昭玘有文记其事，文中说到：“三日后天降大雨，旱情解除”。说孙觉此举感动上天，解除了徐州的旱情。

三是化风正俗。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孙觉知福州时，当地的民俗婚丧喜庆很奢侈，许多人不堪重负。孙觉下令禁止。规定“凡婚嫁者以百数为限，葬丧亦酌减一半”。后来这一规定被“定为中制”。福州有很多百姓因欠债无力偿还，而为官府收押。而此时刚好有些有钱人准备捐钱五百万给寺庙修佛殿，来请示孙觉。孙觉问他们捐钱修庙为了什么?众人回答：“愿佛祖赐福”。孙觉说，现在佛殿还没有怎么损坏，也没有露天无遮而坐的佛像，不如用这些钱替囚犯们偿还债务，使数百人释解枷锁，这样获得的福报不会比修整寺庙少。知府这样说了，那些有钱人不得不答应，当天就把钱缴纳了，从而使狱中因债羁押的囚犯释放一空。

四是辨冤理枉。《宋史·孙觉传》记载这样一件事：孙觉任徐州太守时，盗贼较多，有一次衙役捕获了5名杀人犯，其中一人很瘦弱，孙觉有些怀疑，于是审问了他。此人说：我在野外耕地，与甲相遇，他强行将挺杖给我，半夜挟持我向东走，要我在门口等候，其他事我不知道。孙觉问官吏，依照法令该怎么办?官吏说，该处死。孙觉认为此人是被迫参与，属胁从者，不能杀头，只杀了这起案件的首领。从此，该案例成为定例。

为文——学术成果丰硕

孙觉从小受教于高邮临泽乡先生乔竦，20岁时师从胡瑗(世称安定先生，经术教授，历官天章阁侍讲，主讲太学)，入经社。22岁，于甓社湖畔读书，夜见湖上明珠，当年考中了进士，开始了为官生涯，同时他的思想、学术伴随着仕途也走向成熟。孙觉一生勤奋读书，治学不缀，著作等身。除了诗词、奏议外，最为突出的学术成果是《春秋经解》。

《春秋》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它既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由孔子修订而成，全书16000多字。《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字里行间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春秋》面世后，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为“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有关《春秋》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并形成一门专学——“春秋学”。孙觉年轻时就志于经学研究，20岁师从胡瑗入经社，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但对经学的理解，“众人推服”。21岁时著成《春秋经社要义》六卷。44岁时著成《春秋经解》。该书面世后，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还出了一桩公案。南宋学者周麟之在为《春秋经解》作的跋中说：当初王安石“欲释《春秋》以行天下”，但看到孙觉的书已经出来了，很是嫉妒，他知道自己不能超越孙觉，于是就诋毁《春秋》，“请废《春秋》”，不让学宫学生读《春秋》，《春秋》也不予列入科举考试。

“春秋学”学者认为，《春秋经解》旨意详而深当，学术精进而易明，解经独抒己见，论说多有发明。孙觉借解经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解一条经文，犹如作一篇政治论文。例如：解隐元“公子益师卒”，阐述天子、诸侯的求贤之道、遇臣之礼;解隐二“纪裂缩来逆女”，论述男女之礼、夫妇之道;解“郑人伐王”四字，畅论《春秋》争霸战争之是非。《春秋经解》自成书以来，受到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广泛推崇，解《春秋》者纷纷赞同孙觉解经思想，并在有关文章著作中多次引用孙觉的观点。到了清代，《春秋经解》被收录到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四库全书》中。

综观孙觉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均为上乘，立德、立功、立言，可谓不朽。孙觉是高邮有名的乡贤，早在宋代，我们高邮在学宫中就建有“三贤堂”，挂孙觉、秦观、乔执中画像，后来增挂朱寿昌画像，为“四贤堂”，邑人陈造(1133-1203年)作《四贤堂记》。南宋淳熙(1174-1189年)中，知州王诇修文游台，“祠祀四贤于其上”，这四贤是苏轼、孙觉、秦观、王巩。明代弘治时，朝廷下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隆庆六年，知州范惟恭在学宫中建乡贤、名宦祠，祀乡贤9位，其中就有“中丞孙公觉”。

孙觉的道德情操可列入人伦宝库，政治主张、学识学养更是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研究，认真学习，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