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要通过赋税维护和巩固权力统治，同时国家又通过赋税调节、统筹和保障国计民生，发展社会经济。作为里下河一个重要州县——高邮，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赋税征收情况如何?理清其发展脉络，了解实证范例，对于理解赋税文化，认识地方经济发展历史有着一定意义。

一、赋税制度

州县赋税，执行的是国家赋税政策。

明代初期，赋税沿袭宋元两代的“两税法”，即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缴纳。高邮州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官民田地5263顷19.4亩，要纳夏税麦786石4斗4升，秋粮米29991石3斗4升，黄豆1820石1斗2升，马草22040包，蚕丝1594两。明初的徭役是按丁出役，年16岁为成丁(男子)，开始服役，60岁始免。全国统一实行“里甲之役”。高邮划为86里(110户为1里)，每里分10甲(10户为1甲，1户为甲首)，推丁粮多者10户轮任里长，每甲每年轮流设1甲首。这样每年轮1甲1户共860户供应徭役，10年一个轮回。这些里长和甲首一方面负责办理州县衙门所下达的“公事”，如催缴田赋、派征徭役、平息民间纠纷等，另一方面安排里甲民户轮流到衙门承办差事，比如充当皂隶、厨子、馆夫、轿夫等差役。

到了明代中期，首辅张居正进行赋税徭役改革，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实施“一条鞭法”。其内容包括：赋役合并，统一于田亩，随夏秋两税一起征收，赋役合并后，官府所需力役，由其出钱雇人应役，不得无偿征调;正杂统筹，将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均按田地定额均摊;田赋征银，除在苏、杭、嘉、湖等地区征米麦以供皇室、官吏食用外，其余地区一律按亩征银，各种差役杂派也全部改为以银缴纳;官收官解，改民收民解为官府统一征收和解运，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佣。“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明代中期，高邮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与实施“一条鞭法”有很大关系。

清代，从顺治十四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编制、修订《赋役全书》以整顿赋役制度。与《赋役全书》相辅而行的有黄册，即户口册，登载户口人丁之数;有丈量册，即登载土地田亩，据以征收田赋的地籍册。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就是将田赋与丁役合而为一(去掉人头税)，征收统一的“地丁银”。高邮州志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钦奉圣祖仁皇帝恩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五年，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将丁田各办之州县应征丁银均入地亩摊征。”雍正六年(1728年)，高邮审定人丁31965，丁随地征。上田每亩5厘5毫，共银1010.87两，中田每亩4厘5毫，共银611.4452两，下田每亩3厘5毫，共银1358.383两。此外还有北下河田、升科田、租灶田、三河淌田等，总共银7505.677两。

除了地丁银外，朝廷还征收：契税，民间买卖土地房屋所立契约，钤盖官印应纳的税银;当税，当铺的营业税;牙税，向牙行(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介绍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商行或中间商人)征收的一种特别营业税等。到了清代后期，税种越来越多，税赋越来越重，带征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如高邮带征的有练饷(练兵用费)、创办赞化学堂费、地方选派赴省学员学费、创设4乡公所费用等等。

二、赋税征收

明清赋税是与土地、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征收赋税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把土地的亩数、人口的数量搞准确。

明初，因元末农民起义，人口流徙，田地占有关系变化较大，户籍、土地册籍也多已丧失，不能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为了保证赋役均等、可靠，明朝建国不久，便通过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开始对户籍、田籍的整理。

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户部制定户帖与户籍。对全国的户口进行登记和核实。户帖交给本户自存，户籍由官府保存。户帖与户籍上均记载姓名、年龄及居住之地，每年登记一次。高邮州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高邮有9314户，64983人。

洪武十四年(1381年)，实行里甲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赋役黄册，也即是户籍册。因用黄纸作封面，所以叫“黄册”。赋役黄册既是国家掌握全国人口的户籍簿，又是政府征收赋役的依据。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丈量全国土地，在此基础上编造鱼鳞图册，即为土地登记簿册。它是按照土地的类别、数量、形状、四至、地势高低、质量好坏以及土地所有者姓名绘制而成的。因其形状如鱼鳞覆盖，所以叫鱼鳞图册。随着土地的变化，图册也经常修改。高邮州志记载：天顺七年(1463年)，高邮有官民田地5200顷54.428亩，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高邮有均摊丈量田地15760顷19.08亩。鱼鳞图册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组织赋税收入，同时也是政府管理土地、清查隐匿和兼并的重要依据。

清代沿袭明制，仍然编造户口人丁黄册和土地田亩丈量册，各州县据此征收赋税“地丁银”。

赋税征收的同时，粮食或银两要起运朝廷或相关地方，比如高邮州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夏税小麦297石1斗4升，分别起运淮安常盈仓、京库、存留本州仓。秋税米12908石9斗4斤，要分别起运凤阳府、扬州府、存留本州仓。马草22240包，要分别起运北京库、南京定场仓、光禄寺及存留本州仓。《乾隆高邮州志》除了记载征收赋税银两明细外，还记载了其支出去向：解司起运正杂银、解司起运水脚银、解司河工银、解驿道贡舫银、解粮道漕项银、支俸工银、支驿站银。

从明清赋税征收及支出中，我们看到，驿站的运行费用大部分是由高邮负担的。乾隆高邮州志记载：支驿站银9195.661两，另赴司领银(上级拨款)706.72两，共银9901.733两。内额设马130匹，每匹每日支草料银6分，共银2280两，额设马夫79名，每名每日支银4分，共银1137.6两，岁支鞍辔银184.6两，岁支买马银1769.532两。隆庆高邮州志还记载：明洪武六年，马政其制，“每家养马一匹，儿(公马)则免征田粮二百亩，骒(母马)则免征田粮三百亩，每二岁纳驹(小马)一匹，欠一匹纳钞七百贯。”“营马归营，驿马供邮传之用，其马夫工食，马匹草料等项俱于地丁银内支给。”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高邮人对邮传、驿站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赋税蠲免

蠲(音：捐)，意：除去、去掉。蠲免，就是免除的意思。

赋税蠲免是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经常采取的一项政策。清朝前期，蠲免政策的使用较为频繁，因为清朝统一全国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凋敝，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明末清初，由于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流离失所，耕地大量荒芜，全国各地都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清王朝入关20年，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平定三藩之乱，完成全国统一，此时迫切需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清朝作为满族贵族地主建立的政权，统治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人民，它的阶级基础是薄弱的，各地的“反清复明”斗争不断。要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清王朝认识到，只有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汉族地主一些利益，建立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才能巩固其统治。同时，清朝统治者也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苛重的赋税是引起明末农民大起义，从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此，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官僚提出的“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心自消”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大力推行蠲免政策。

赋税蠲免，因施行的原因不同，一般分为灾蠲和恩蠲两大项目。灾蠲，就是在民众遭受灾祸致使生命财产产生损害时，国家给予民众减免或延缓赋税课征的行政救济行为。恩蠲，则是基于非灾害因素，而以政治策略考虑，实施免除、减少或延缓民众过去、现在或未来履行赋税义务的行政措施。如遇国家庆典、皇帝巡幸，朝廷常常下令蠲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赋税。

经查乾隆、嘉庆高邮州志，从康熙七年(1669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111年的时间里，高邮受到赋税蠲免50次，其中恩蠲16次，灾蠲34次。恩蠲中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七年，五次圣驾南巡。其中三次恩诏蠲赋十分之三，两次恩诏赋税全免。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五次圣驾南巡，三次恩旨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五，一次十分之三，一次蠲免十分之六及因灾所欠赋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恭逢皇太后八旬万寿，奉恩诏将乾隆三十六年应征银两尽行蠲免。”另有康熙三十年、四十一年、五十二年，乾隆十一年、三十二年五次恩诏本年钱粮尽行蠲免。高邮是水网地区，历史上经常遭受洪涝灾害，因此所受灾蠲也较多。在灾蠲中，因水灾蠲免赋税30次，因旱灾蠲免赋税4次。蠲免数额多数为全免。

赋税蠲免是很得人心的。《乾隆高邮州志》中有两段按语说出了当时人们的心声：“邮本泽国，仰蒙皇仁浩荡，十岁九蠲，实旷所未有。志中所登，只就卷册可稽者敬谨载入。其年远而未及详考者，阙略尚多。覆载生成之德，士民感恩戴泽之情，固非楮墨所能罄也。”“国家休养滋息，丁日增，而赋不加，又豁减以甦瘠坏，均差以惜民力，恩至渥(意为“厚”)矣。”

在研究明清高邮赋税征收状况时，我发现，高邮州署有两点做得较好：一是力求公平摊赋。无论是明代初期的“两税法”，明代中期的“一条鞭法”，还是清代的“摊丁入亩”，一个基本的依据是田地。朝廷凭鱼鳞图册、土地册下达赋税征收任务，“田无欺隐，粮不偏累，亦可谓善政也。”“但高邮田地有西、南、北、三河之不同，一遇丰稔，则彼此各足。而熟年不可常遇也。其间，高者不便于旱，低者不便于水。一遇水旱之年，受灾既异，而征粮则同，于是灾民觉重困矣”(《乾隆高邮州志·民赋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知州赵河(长安县人，进士，吏治明敏)，组织人马，“集士行里”，将高邮田地分为西南北三等，三等中又分为九则，即每等田地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共九则。在此基础上，公告全县。“粮以均之，差以异之，低昂得宜，民始乐业也。”三等九则的分法，隆庆高邮州志有详细的记载。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州署又将高邮田地分为八类：西南北三河上田，西南北三河中田，西南三河下田，北河下田，升科田，租灶田，三河淌田，低洼减则田。每类以不同的标准摊征赋税地丁银，力求公平。

二是积极向上争取，就是向上争取赋税减免的优惠政策。清代从康熙到乾隆100多年的时间里，高邮得到34次灾蠲，与州署积极上报灾情是分不开的。州志是这样记述的：康熙十二年，在《赋役全书》订立以后，高邮因栽柳挑河，挖伤费地，州署勘报版荒仍淹田地2295顷65.94亩，得到朝廷减银3536.965两。雍正二年，奉宪(朝廷法令)查报涸田升科，知州张德盛以积淹日久，申详免报。乾隆二十六年，州署勘查低洼田2949顷65.9亩，上报豁免赋税，实豁税银5438.64两，豁本色米(征收的实物田赋，称本色;改征其他实物或货币，称折色)935石8斗7升，又勘实低洼减则田4883顷12.8亩，实减银5357.413两，减本色米2202石2斗9升。由上可见，高邮州署在赋税征收上为高邮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