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下午，我正在阅看《扬州晚报》登载我撰写的《汪曾祺的生死观》一文，只看看我有没有写错的地方。突然，从北京汪朝处传来噩耗，说她姐姐汪明在11月25日夜间去世了。这种不幸，撼动了我的心。

我们哪里知道，出生于1953年4月21日的汪明，已患白血病六年，名医预言，汪明遵医嘱、调理好，可活个十年到十五年，竟然早逝了。汪朝在电话中告诉我：“今年5月18日来高邮后，十月初又去了一趟杭州，有他本人、他的姐姐、姐夫齐卓，参加其父亲书画展的活动，还一同游览了一处湿地公园。回京后，姐姐所在单位医院因接纳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未对外开放。加之姐姐只服一些中药，未能很好调理，又因前一段时期忙家中装修，比较累。”汪朝还告诉我：“待送至北大医学三院检查时，情况突然变化。姐姐瘦了许多，又常呕吐，胃镜尚未做，夜间就突然走了。当时，抢救病房只允许姐夫齐卓一人在内，他出来时，我才知道汪明走了。齐卓连续几天在她身旁伺候，十分辛苦。”据我所知，齐卓夫妇分别在中国建筑设计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干行政工作。有一女名齐方。就是这个齐方，与汪卉一道为“老头儿”打小辫子、“审读”爷爷文章的角色。卉卉读完爷爷的文章说：“不怎么样！”方方立刻响应：“就是！”

在《老头儿汪曾祺》中，这位下放黑龙江农村9年的汪明写了“往事杂忆”，有不少行文信服隽永、父女情深的精彩段子。从《高邮湖上老鸳鸯》《与爸爸一起看戏》，到《不知道为不知》《不肯麻烦人的爸》，基本上勾勒出其父可亲多面的立体形象。而《最后一日》，则是点睛之笔。汪老临危之际，还想大病后写东西，汪明建议写特护。汪老应允，特护说：“我在您的笔下肯定是个恶人。”

我第一次识汪明，是1997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友谊医院。她微胖，话不多，人敦厚。次日，我随马根生、朱延庆等市领导去汪家吊唁，她身着花上衣、黑裤子，一种丧父后的木然依稀可见。同年5月28日在八宝山向汪老遗体告别。其女儿都眼噙泪水，父亲仙逝，其母重病，怎能不悲恸！此后，汪氏三兄妹编印了《汪曾祺书画集》，仅印2000本，送高邮乡亲就有800本，这是汪老乡情在延续。

在邮期间，我曾两次会见汪明。那是汪老逝世20周年之际。应我要求，我作为汪迷偕聪儿，与汪家人一道合影，她站在我旁边，手拿衣服。我曾向汪氏兄妹询问过，说有人对汪老的塑像有微词，不太精神，她们很大度，说可以打个七八十分。今年五月汪曾祺纪念馆开馆，又见汪明，她面带微笑：“老爷子想不到会搞这样好的纪念馆。”次日中午，汪朗夫妇请汪家在邮亲戚会餐，也请朱延庆夫妇和我们夫妇作陪。临分别时，我请汪家人等一一签名留念。我早已不是追星族的一员，但是一“汪”情深，始终是我的写文初衷，弘扬汪老为人为文的传统和汪家人敦厚、友善的家风，也是吾侪的责任。诚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在纪念丁鸿章座谈会上指出：“要有一以贯之的投入和情怀，为高邮的文化文艺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这才是老有所为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