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爱党的情怀叩响我们的心扉。汪曾祺曾经的老师、早期的中共党员夏普天(名同庆)曾出现在汪老的文章《我的小学》和《高邮县志》及高邮年鉴中。此前，我采访了夏普天的儿子夏家兆和文友宋佳林等人。钩沉历史，梳理资料，说说高邮夏普天红色人生的那些事。

出身于煊赫夏氏

我曾写过《煊赫夏氏三兄弟》，写的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其时，夏之芳、夏之蓉、夏廷芝声誉日隆，卓尔不群，县志长存。夏氏三兄弟曾受业于王念孙的祖父，为报师恩，夏廷芝又授课王念孙，使念孙学有长进，又将吴世杰的重孙女婚配王念孙。这是夏氏三兄弟为人以典为范、崇尚古道古风的一个缩影。夏氏三兄弟先后中了进士。简言之，夏之芳曾奉旨巡行台湾，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教化生员，纠正冤案，让人们看到了太平盛世的希望。而夏之蓉为官后，忙于各经史馆修书，表现了博学辨断的超群能力。因他在广东的督学政绩突出，多年后，他被应允进入该省的三贤祠。夏之芳著书颇丰，晚年88岁时，他还关心民生。总言之，他们造就了一代家风、民风，影响了一辈又一辈新人、名人。高邮文化人大多都知道夏氏在盖好新房之际，有“十八鹤来堂”的故事。十八只白鹤在庭院上空翔舞，寓意着祥瑞兴旺。夏氏各家既有好学上进的，也有家道败落的。兴衰与否，事在人为。作为夏氏的后代(夏普天儿子夏家兆等人近年找到的家谱为证)，夏普天，则在共产党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与上辈不同的鼎故革新之路，跟着共产党走完了他的人生。

与王为雄共燃火炬

夏普天(1908至1946年)生于高邮玉带河边夏家大院，毕业于县立高邮师范。《高邮县志》(1990年版)载，中共高邮县委常委夏凤山于1928年就介绍夏普天加入共产党，后来夏凤山暴露了身份，转移到上海(注：后在上海被捕，有明信片即密信寄给夏普天)。1931年农历五月，中共江苏省委又派上海大夏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王为雄(即徐平羽)以组织员的身份来到高邮，开展地下工作。1932年初至次年4月，建立高邮城党支部，支部书记为夏普天。夏普天作为城区党支部书记，与王为雄在邮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撒下火种，共燃火炬，初步形成有组织的地下活动。据许长生(住庙巷口)回忆，1932年春的一天傍晚，王为雄、夏普天、唐勉青等党员来到许家，通过写文稿、挽联、油印传单，准备在文游台为大运河决口死去的亡人开追悼会时使用、散发。王与夏都写得一手好字，内容大有义愤填膺之气。后有人报信，说王、夏等人都已暴露，需尽快撤离。据县志载，在同年三月，追悼会如期举行，王为雄发表了演讲，责问国民党当局，是天灾还是人祸，王、夏参加了游行示威，反对当局的腐败。

多年后，徐平羽在上海文化局会见了夏普天之妻张兰英，说：“只要有我参加的活动，就有夏兄参加。”张兰英(曾在五小上学，是夏普天的学生)常对儿子夏家兆说起王为雄与夏普天兴趣爱好相投，思想观念一致，常年在邮形影不离，为断头之交，生死与共。除他俩以外，还有国民党部要员黄松涛等年轻人，经常在夏家聚会，弹拉说唱，听王、夏讲中国发展的走向，听夏普天拉京胡，每每到晚，别人走了，唯独王为雄总不愿回家，愿与夏普天一起边喝粥边议论大事。”作为妻子的张兰英及夏普天的妹妹夏兰玉(朱廷中、朱宝霞之母)、夏兰珍(宋春华、宋春兰、宋家定、宋佳林之母)，常为夏投身革命担心。每当夏普天有革命行动，她们又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一旦淮阴等地传递情报，她们或暂时藏在梁椽中，瓦片下，待时而动。有时她们也将情报藏在发髻中，带出交给城外联络人员，她们又成了“地下交通员”。

夏普天、王为雄常在复兴西路(现名)大陆客栈或在临时约定的秘密地点，有时在土坝口家中，商议国事，秘密开展工作，发展党员。有一次，夏凤山在狱中用明信片(密件)写了信，寄给夏普天，信件经过处理表明，党内出现叛徒，现已去夏集，需将此人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夏普天接信后，立即与王为雄连夜赶赴夏集，但此叛徒已逃之夭夭。夏普天是地下党员，活动频繁，几次被捕，所以高邮城上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身份。1960年左右的一天，鞋帽厂一位年长的职工(姓连)问夏家兆父亲叫什么名字，夏回答父亲叫夏普天。他很惊讶地说：“我看过他，他很聪明，长得不错，是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他很是赞美。王春芝老哥说：“我们做烧饼的也知道夏老是个党员。”听一个高霞华老弟说：“夏普天的事，高邮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将头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他说了一串名字，董舒、夏兴驹、詹振先、张道仁都知道夏是地下党员。据詹振先后代撰文回忆：“他(指王)将一包东西塞给父亲，父亲为人谦和，搜捕传单的警察自然不会怀疑老父。”原来这传单就是王、夏书写或刻写的。据高某回忆，他的祖父告诉他：“夏兴驹也看过夏贴传单。”

多次被捕巧脱险

据了解，夏普天第一次被捕是在一天早上，来了三个人，说：“夏先生，请同我们走一趟。”张兰英着急说：“你们为什么抓人。”来人说，我们未绑未铐他，只请夏先生与我们走一趟。事后，被国民党县党部的黄松涛发现，说老弟呀，我和你玩到现在还不知道你是名共产党员，这个事干不得，不能玩命啊!夏说，你们又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后因证据不足，夏普天被释放。

夏普天第二次被捕，大约是一年以后，因贴传单被捕，是伯父夏伦彝这位老秀才出面斡旋，然后花钱保释。又一次化险为夷。

夏普天第三次被捕并被判刑时，他依据民国《六法全书》的有关刑事条款，据理力争，直至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国破家亡，东北失陷，我何罪之有!贴这些标语，违什么法?”结果，邮城锣一阵鼓一阵，议论纷纷，而镇江传来讯息，因证据不足，夏普天再次无罪释放。张兰英心头的石头落地了。

最险也最具戏剧性的是被日本兵捉到临时关押所关押。夏普天自知落在日本兵手中不是好玩的，关押的那天夜里，月牙如钩，乌云遮月，夏提出要出外方便(无便桶)。日本兵扛枪，将绳子一头扣紧夏的腰间，一头紧紧抓在手中。入茅厕后，夏普天悄悄地解开背后绳结，将它扣在木柱，然后跳墙逃跑。从西门向南门直至东门，找到低洼处跳下，并涉水过河。这时被一个黄包车夫见到，立即问道：夏先生，你出来啦，我送你。夏普天说：“多谢你啦，请你到我家报个信，说我已脱险。”夏普天直奔牛缺嘴一个尼姑庵，向出家的亲戚说：“我已逃出来了，我妻子一定会来，你和她说一声，我走了!”第二天大早日本兵的队伍由侦缉队(队中也有夏家熟人)队长带人直扑这个庵子。出家的亲戚说：“未见人来，你们可以查找。”侦缉队一无所获。此时，夏普天早已奔向三垛、兴化两地，并在兴化戴家舍住下来。

途中，夏普天曾被伪军旅长的手下抓住，把他反吊。夏普天一袭长衫，说自己是个教师。旅长令他书写交代，他行文流畅，字如珠玑。旅长说：“看样子你不像共产党，你留下来给我做秘书吧。”做秘书没几天，旅长说：“夏先生，我放你一条生路，最近我们要开赴前线打仗了，请你把我的太太及一个大皮箱护送到东台，你就可以自由了。”夏普天窃喜，完成任务后便在戴家舍扎根教学，也随即联系上了当地共产党组织，并与好多党的同志成了密切活动的朋友。

多才多艺的教师

天赋加勤奋造就人才。夏普天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其父若彝督促夏普天及两个妹妹用功读书、背诵诗词、写字作画，皆有成效。夏普天的妹妹夏兰珍年过八十，仍然可以吟诵古诗词。夏普天的大妹妹夏兰玉，80岁时仍写得一手好字，100岁才离开人世。夏普天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擅长画炭精像炭精，据说，是将树枝烧黑烧透，磨成细粉(即用毛笔蘸炭粉涂抹)。

汪曾祺看过夏普天画画。汪曾祺说：在五小曾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当中有一张相当大的会议桌，夏普天先生在桌上画炭画像。夏普天在教员中有特别之处，一是他穿西服(小学教员中穿西服者甚少);二是他在教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副业——画像。汪老还介绍他画炭像画的过程，即用放大镜放在人物的照片上，在画纸上画上淡淡的经纬方格，对着放大镜，用铅笔勾出细线条，然后用剪秃的羊毫笔蘸炭粉，涂出深浅浓淡，说是“涂”不大准确，应该说是“蹭”。汪老说夏普天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中，后来败落了，夏普天画像，实非得已。夏的后人说，汪老的话，说对了一半，夏画画，也是自娱。夏的儿子家兆说：“我在小学同学朱文斗的家中，见朱的祖父母遗像，下有落款，普天绘。”窃以为，这种画像一般是不落款的，大概朱夏两家友情甚笃，署名留个纪念。汪老说：“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们县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普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种点评无疑是正确的。一个拥有2000亩田，开了两家药店的工商兼地主的后代，也知此事，可谓夏普天影响大矣。

夏普天教课之余，除了画画，也酷爱拉京胡，能自拉自唱，尤其是京胡独有的音响、节律，总是吸引一批年轻人前来欣赏。常有赴高邮演出的京剧班子邀请夏普天合作演出。夏普天的京胡被部分京剧界人士号称为“盖下河”。虽有夸张成分，也是门庭若市的写照。

普天逝世谜可解

1946年，是兴化、高邮穷苦农民翻身解放的年头。仍在兴化戴家舍的夏普天，公开身份是一名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开展党的活动，动员农民子弟参军保卫家园，经常有许多人在他家开会。当年，农历七月初四，夏普天应邀赴朋友的一次晚宴。回来一切如常。可是，夜间，夏普天突发急病，鼻孔流血，肚子疼痛。请医诊治，无用，病情加重。次日晨，又请郎中为其扎针，夏先生睡在放冷水的杀猪桶中，又扎针，又抢救，终因病情过重而逝，未留下一句话。悲哉也夫。同在兴化的张兰英及儿子将夏的遗体安放在一个教室内。当地组织将地主家的一间厢房拆了，用梁柱做成棺材，隆重地为夏普天举行了入殓仪式。然后不久，张兰英找了一位老渔翁，愿以粮食，请他将母子送回高邮。老渔翁也知普天为人，叹息道：“这么一个年轻人，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呢?”渔船在回邮的夜途中，繁星闪耀。在黑夜的途中又突遇有人叫喊，并登船检查，张兰英一惊，偷偷地把带在身边的材料证明、公章丢弃河中，从此，夏普天逝世成谜。

解放后，张兰英为了其夫的烈士证明，而奔走高邮、兴化之间。可惜，她要找的可以证明的石某等二十多人，全部阵亡，均已在兴化的烈士墓里了。她在上海帮工(做保姆)期间，又找到王为雄，王为雄说：1949年全国一解放，我就委托高邮中学詹振先老师找过夏普天了，并说：“我过去与夏普天在一起干革命，夏普天就是一名党员，我可以证明。”

1955年左右，省政法部门曾派人前来调查夏普天的死因。时任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太清楚，县文化馆有个姓夏的，你们可再向文教部门找找。于是该同志在文化馆找到馆员夏普天的堂弟兄夏伯英，伯英说，他可是铁杆共产党员;又找到夏普天的儿子夏家兆谈及此事，原来是一个关押的囚犯供认，投毒害死夏普天，以求得到“坦白从宽”处理，政法部门为了确认旁证、核实口供来到高邮。后来，文革时期档案散佚。无资料、人证可以证明夏是烈士。但是，有无烈士称号，关系夏家一家人的声名、荣誉。现无此称，窃以为，中共党员夏普天已逝世，同庆浩气长存!所幸的事，张兰英93岁无疾而终，家兆也在夕阳中欢度晚年。

夏普天虽已逝世七十多年，但夏普天一辈子为革命、跟党走的光辉业绩永留人间，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