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到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神州大地，灾情涉及全国约23省。而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又成为这场水灾的中心。当年8月26日凌晨，高邮运河多处决堤，高邮和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仅里下河地区就有7万多人被淹死。当时一位记者，报道了邵伯至高邮挡军楼段灾民逃生情况：有王某夫妇子女五人，闻决口。同向高处奔避。夫抱七岁之男，妇抱四岁之男，携六岁之女，行甚缓慢，水已大至。夫乃弃七岁之男，而命其妻弃子逃奔。妻不忍，夫乃夺四龄子而欲弃之。幼子闻言大恸，紧抱父颈。于是当哭成一片之间，共为波浪卷去。捞获尸体，则与幼子仍互抱未释也。这种惨绝人寰一幕，便是那年洪灾的缩影。

今年8月26日是1931年高邮特大洪灾90周年纪念日，现根据我多年来的采访和《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等书，说说那场空前未有的洪魔肆虐，让后来者勿忘。

洪魔肆虐悲惨情

旧社会人们应对自然灾害，没有科学意识，愚昧与迷信共存，更多的是靠求神问卦，以保平安。1931年高邮特大洪灾前，为了消灾退洪、保佑平安，当时的政府和老百姓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匪夷所思之举。曾成为历史笑谈的是，当时的省水利局在龙王庙设立办事处，用龙王菩萨对付滔滔洪水。官方如此，民间更甚。相传1931年大运河倒口子那天深夜，一中年妇女叫吉桂子，在过北门木板桥前，还用铜钱占卜，是字是磨（即有字无字）尚未有结果，北门木板桥就崩了，浪头把木板连同那令人悯怜的生命也付之东流。一位1914年出身的厚道人，听说七公殿唱戏谢神消灾，前去看戏。七公殿分为两进，戏台搭在大殿前面。他上堤一看，看到湖水已浸过西堤，湖水河水连成一片，浪头很大，丢下麻包，也不济事。据一位出生于1923年的人说，那里唱戏的是下河杨五班子，特意买了新行头，唱戏的人住宿用餐在船上，唱戏结束那天夜里运堤决口，连同行头全被浪涛冲走，谢神戏唱出了悲剧。

当几段运堤决口的时候，大水奔腾而下，许多居民还没起床，就被洪水卷走了。高邮北门外有两道桥，出北门瓮城，是木板桥，决口那天天亮前，桥崩，淹死人甚多。二道桥为模范桥，也是木桥，桥两边有不少店铺，如王万丰酱园店、徐兴成鞋店、周家灰竹店等，都被大水冲得面目全非。当时我的祖父母、父亲住在熙和巷黄松涛的房子。我父亲说，他的小姑母牵住德厚表弟，手抱德英表妹，刚刚进门，北水关崩坍了。父亲看见水汹涌而来，将不少菜农家的房子冲倒了，许多居民和北菜园菜农跑到现在的人民公园的图书馆楼上和东南角的状元墩避水。

家住人民路34号的倪文福开了家豆腐店。倒口子那天凌晨，泥水从北大街涌向东大街，他们全家四人赶忙跑到北门城墙头，亲眼看到棺材店陈五的大儿子在北门桥崩坍时被淹死。家住越塘河边的唐子寿告诉我，那里有上百人到天王寺逃生，不顾男女有避，全无顾忌。 郭任天的老家在北头庙巷口，家里有几窝摺米。他母亲经劝说带着四个孩子舍家逃命。他们逃命后，有不少人到他家扒米。有些人米是扒到了，但却被淹死。住草巷口99号90多岁的徐有英介绍，最惨的是邵家米店，全家除了一个在扬州学生意的，十来个人全部淹死。据倪广富口述，在东大街可见长河中死的猫狗和死尸。有一个特别的箱子，里面放着值钱的衣物和一束剪下的头发和头绳，中间夹着一个字条上写道：“捞到我的箱子的人，你不要忘记，你要为我这个死者做好善后的事，请捞起我的尸首埋了。”

据1931年9月12日给政府呈文附件表明，高邮运河段从北向南倒口子主要有挡军楼决口150余丈，庙巷口90丈，御码头10丈，七公殿30丈，车逻南50丈，三十里铺60丈。溺死者有近万人，灾后病死者不计其数，可谓一片惨状。

地下党员悼灾民

1931年左右，中共党员在高邮进行秘密或公开的活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洪水当前，无所作为。

许长生是汪曾祺先生同学、民主进步人士。他的父亲许步仙，字晓白，与徐平羽（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上海大夏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任文化部原副部长。）感情甚笃。1931年春夏之夜，徐平羽秘密回到高邮，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常随许长生舅父陈祖庚来到许家，与许步仙秘密交谈。1932年春的一天傍晚，徐平羽、夏普天等人来到许家，让许长生磨墨、抻纸，他们书写文稿、挽联、标语、油印传单，准备在文游台开追悼会时散发，以纪念死难乡亲。许长生记得挽联的大意，运堤年久失修，竟闯下滔天大祸；快斩罪魁之首，以告慰海底冤魂。据《高邮县志》记载，徐平羽组织民众在文游台召开追悼大会，并以《是天灾还是人祸》为题发表演讲。事后，还组织了盛大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当局。

救灾纾因善人多

汪曾祺先生的父亲汪菊生洪灾后，冒险前往文游台为病人治病，送救济物资和食物；名医许步仙、钱立功在灾后免费问诊，甚至不收药费，为不少人治好痢疾、伤寒、丹毒等病。其时在常州协成布厂工作的陈其庚因知家乡发大水，特致函给蒋介石，建议采取赈灾五条新法：一是由民国中央政府通电各地，迅速成立由党政团体组成的水灾急赈会，统一赈务工作；二是对办赈人员予以保护和便利；三是对从事赈务出力者和大宗捐款者应予奖励；四是对赈灾、水利工作的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者要依法处理；五是要广泛征求办赈等人士。

当时舆论界也为以高邮为中心的里下河人民大声疾呼。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于当年9月1日、4日发表万急启事，大意是：高邮、邵伯尽被冲没，里下河水深丈余……滔天大祸，从古罕闻，好生诸公，从速救命，请求当局、民众团体先其所急、救其所需，念里下河民命危在瞬间，多一份援助，即多活几许生命……谨撮要陈词，为百万灾黎九顿首以叩。

“华洋义赈会”总会设在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设立分会。灾情发生后，上海总会火速运来“花旗”面粉，扬州、镇江等分会，组织各饼店加工制作馒头、烧饼、“京江齐”等干粮，由专人负责监督随船来邮督放。高邮商界人士和一些士绅，也解囊赈灾。高邮也设立了相应机构，当年成立赈灾委员会，次年成立救济院，负责从干粮、面粉以至棉被、棉衣的发放。而靠外地和本县南仓桥西边义仓（明代以来就有）的发放粮食和“施粥”一直延续到次年仲春。义仓除了调拨粮食赈灾，还在南斗坛、中市口、乾明寺、承天寺、西塔南面大王庙等处设点放粥，让收容的难民和回家的灾民，每天每人两顿厚粥，皆凭纸片登记发放，对能自炊者，发放一定数量的米（每天旧制八两，按人计算，有专门放米簿登记造册）。

位于北门外的王万丰酱醋店，是同行业中最大的店，该店老板王祥甫平时待工人就厚道。水灾后，他派人连送数十担米（每担150斤）到承天寺放粥，还特制一种米条子发给灾民，到指定的米店付米，并联系本地士绅和商界知名人士，募钱募物，普济众人。

洪灾对经济影响

这场洪灾，对高邮乃至全国负面影响极大。我们从《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149页记载，长江中下游及淮河地区（含高邮段）淹死共14.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3.45亿银圆。位处挡军楼之东的裕亨面粉厂创办于1911年，生产高峰期，日产面粉2500包，每包50斤，销往南京、上海及里下河一带。其机器加工面粉能力为全国同行四十分之一。大水后该厂停业，机器设备陆续迁走，唯独高高的烟筒尚存。茂昌打蛋行创办于1906年，总部设在上海，派张鼎甫在邮经营。打蛋厂分蛋黄、蛋白、混合蛋三种打蛋，每日8万只，用龙缸（有龙花纹）销往海内外，在日本尤受欢迎。因地处土坝口一带，受灾首当其中，停业多月，后因战乱及交通受阻，情形愈况日下，直至停办。当时高邮钱庄业有过黄金时代，灾后全城阜祥、恒豫等17家钱庄全部停业。我父亲学生意的震兴布店也就此停业。

“太岁”土匪罪难容

车逻镇张家庄有个张姓大地主，被人们称为“黑脸太岁”。水灾当年冬天，农民颗粒无收，有些大地主的佃户和受灾群众划船到张家借粮（当时张家屯粮点即柏庄）。但“黑脸太岁”早就规定，凡是前来借粮、抢粮，打死活该！他的心腹柏某和一帮走狗用火枪、斧头、大锹、竹篙活活打死17人，连躲在树上的一个哑巴也被打下水淹死。幸免于难只有两人，农民向官告状，无济于事。

大水之后，灾民遍地，土匪猖獗。当时柘垛镇有股土匪100多人，匪首姓刘，自称“天下第一团”，出没荡区，作恶多端，民无宁日，当局始终未剿灭。当时宝应索家墩（靠近现在朱堆村这里）有土匪，匪首有张三、张四，还有李虎臣等。他们白天明目张胆抢劫客商，夜晚绑架勒索，杀人放火、强奸民女，无恶不作。其中只有李虎成一股，被我新四军部分歼灭。此外，还有新民滩的湖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全歼。

“神珠焕彩，水国新猷。”这八个字是汪曾祺先生应高邮水利部门之求而书。1931年特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90年，我想，在高邮、在沿运、在江淮、在全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堤防的固若金汤，才能变水害为水利，才能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我们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让水韵高邮不断美出新的境界！让这个依水而兴的宜居乐业的城市，为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再谱高邮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