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江苏高邮人。他在“训诂学”“经学”方面，独树一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龚自珍称之为“古今奇作，不可有二”；阮元则赞扬为“一家之学，海内无匹”。

纪晓岚是清代鼎鼎大名的大学者、大文学家。那么，一个是训诂学、经学大师，一个是大学者、大文学家，二人又是怎么结缘，而王念孙又是怎么成为纪晓岚团队的中坚的呢？

首先，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朝代：清朝。其次，他们又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康乾盛世的乾隆时代。纪晓岚长王念孙仅20岁。纪晓岚官至从一品，王念孙官至正四品。纪晓岚是世人推崇的学者、文学家；王念孙是音韵训诂学家。有了这些“定位”，他俩的关系就好拓展开来说了。

王念孙生于1744年（清·乾隆九年），自幼饱读经史。十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并开始涉猎《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后又经过二十余年，头悬梁锥刺股，终于在乾隆四十年三十二岁时考中进士。之后，按清朝的规定，他就回乡等待吏部的就职安排。“独居湖滨（高邮湖边）精舍穷搜博采者四载有余”。

六年后，王念孙奉诏进京，“补散馆，考列一等第五名。”什么叫“补散馆”？就是就职前的再次考试。“签掣工部治事于都水司”。签掣，就是用抽签的方式，获得某一部门的职位。这样，通过考试和抽签，王念孙获得了在工部都水司负责治水方面的管理工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治水官。

从此，王念孙就走上了几十年“治水”的道路。这是他治水的开始，也是他为官的开端。其实，从王念孙一生几十年治水历程来看，“治水”才是他的主业，才是他的“工作”。而训诂学研究则仅仅是他的“兴趣所致”“业余爱好”罢了。

说来也怪，天有奇巧。王念孙做这个“治水官”，训诂学也没有白学；不但没有白学，没有浪费精力，而且作用还大得很呢。

王念孙到工部都水司履职后，驾轻就熟，立刻信心满满地干了起来。由于在研究训诂学、经学的时候，他就精熟各种典籍著作，对《水经注》颇感兴趣，对治水之道颇多钻研，对地理学也颇多倾注。他凭借素日的训诂功底，悉心研究治河方略，扬弃古今治水之利弊，很顺利地完成了《导河议》的（上、下篇）长篇大论。上篇专议导河北流问题，下篇畅谈建仓通运河的话题。其长子王引之在《石臞（王念孙的号）府君行状》中说：“府君（这里称指王念孙）素精熟于《水经注》《禹贡锥指》《河防一览》等水利方面诸书。至是，益讲明治水之道。终于写成长篇治水论文《导河议》上、下篇。”这一年应该是乾隆四十六年，王念孙三十八岁时。

王念孙的真知灼见，立刻引起朝廷一个大人物的注意。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

纪晓岚一生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于诗歌及骈文，长于考证训诂，是当朝文坛的擎天栋梁。此时的纪晓岚奉旨刚刚花费十三年时间接近完成《四库全书》的编撰。乾隆四十七年，又接受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奉敕撰《河源纪略》”。

何谓《河源记略》？《辞海》解释说：“《河源记略》，书名。清纪昀等撰。三十六卷。记乾隆时遣使探溯（黄）河源事。绘图列表，考古证今，杂录河流所经风俗、物产、古迹、轶事，颇为详洽。”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给沿河流域人类文明带来了很大影响。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所以中国历来称黄河为母亲河。自远古起，人们既尊崇黄河源，也很神化黄河源。汉唐以来，学者们对黄河源研究著述颇多，莫衷一是。因此，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很想脚踏实地地探究黄河的真源到底在哪里？这既是有神论统治者的好奇心理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到了相对繁荣文明的“康乾盛世”，清最高统治者有这种科学追求的冲动和切切实实的举动，也就一点不值得奇怪了。乾隆帝把这个严肃的科学难题交给清朝文坛的擎天柱纪晓岚去解决。纪晓岚在着手编撰《河源记略》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一个人，他就是——戴震。

这戴震又是谁呢？戴震是当时著名的皖学大师，在京野很有名气。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戴震赴京与一帮文友切磋学术。在技艺交流中，深得纪晓岚等名家们的赞赏，声震京城。1773年二月，恰逢纪晓岚《四库全书》“编委会”搭建，需要各方面专业的领袖人才。这年秋，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听从总纂官纪晓岚等意见，向乾隆帝着力举荐戴震，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乾隆嘉纳，传旨戴震为四库全书馆篆修官。令戴震负责天文、地理、算学方面书籍的编纂。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归纳出三种原则，并订正（水）经、（水经）注的典籍，获乾隆褒奖。乾隆并恩赐准予戴震次年直接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从1754年进京，到1773年入职四库全书馆，二十年间，除了交游仕林，切磋才艺，也没有白吃干饭，终于寻觅到一个可塑之材，上门开馆授徒。这位天才少年就是高邮人王念孙。于是戴震就成了吏部尚书王安国府第的西席上宾。《王念孙先生年谱》说“（王念孙）二十一年丙子（1757年）十三岁从戴震学”。本来，王念孙就聪明绝顶、悟性极高而汉语言文学功底上佳，如今又得到大师级塾师的耳提面命，“一对一授课”，他耳目一新，学业大为长进。戴震将终身所学，醍醐灌顶，一古脑儿“灌”给王念孙。什么天文地理，什么算学玄学，和盘托出；什么经史正传，什么训诂小学，悉数教授。戴震的“十八般武艺”全部融进这位爱徒的大脑中。

这时，王念孙《导河议》横空问世，纪晓岚自是喜不自禁。他立马联想到，不久前离世的四库全书馆权威篆修官戴震临终前的着力举荐。三十八岁的后生王念孙，得到五十八岁的朝廷大员纪晓岚的器重。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也是朝廷二品大员、吏部尚书。纪晓岚对这位同僚的儿子王念孙，早就耳闻、心有赏识。他对这位后起之星顿生栽培之心，也就毫不奇怪了。再说，乾隆帝颁诏命纪晓岚组织团队编撰《河源纪略》。该书计划编撰三十六卷。这之中难就难在《质实》、《证古》、《辨讹》三门，而《辨讹》更是难上加难。纪晓岚“放飞眼”寻求《辨讹》一门六卷的主编者。此时正好王念孙脱颖而出，纪晓岚如获至宝，将其罗至麾下。

王念孙的《辨讹》一门，分门别类地辩驳前人对黄河之源的错误解释。王念孙自幼饱览群书，遍及诸子百家；采撷众说，集古今之大成。博研《山海经·北山经》《禹本纪》《汉书·地理志》《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水经注集释订讹》《昆仑河源考》……他不但看重这些典籍中山川沿革的精巧考证，而且更加注重河流的历史变迁。“寻绎史传，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凡旧说之纰漏，亦条列原文，各为纠驳，以祛惑释疑。”（见《四库提要》评论）

王念孙认为，史地学研究思想，必须以大地为对象，“山川为主”“以水领导山”“无水源可录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他们在研究水道之脉络时，核水道之源流。每每参订旧籍之与履勘相符者，纠驳旧说纰漏乖谬之处。王念孙的思想脉络和其师戴震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受父亲王安国多年熏陶，又加之启蒙严师苛刻要求，王念孙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他立论有依，批驳有据；字字铿锵有声，句句有理有论。要不然，王念孙要想通过通今博古的纪晓岚这一关，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说以纪晓岚为首的“探源”团队在探究黄河之源、撰写《河源纪略》方面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典籍资料，那么，王念孙《辨讹》一门的六卷“（辩）驳论”更是光彩照人。

《王念孙先生年谱》这样“实录”：（王念孙）“三十九岁充《河源纪略》篆修官，撰纪略中《辨讹》一门。”王念孙本想趁热打铁，为探究黄河的真源倾尽全力。但是，纪晓岚更看重他在训诂学方面的过硬基本功。在完成《辨讹》六卷后，随即将他“充四库全书篆隶分校官”。并让王念孙“乃先校数册，以为（其他同僚的）法式”（《王念孙先生年谱》）。这可见纪晓岚对王念孙重视的程度，更可见王念孙在纪晓岚团队中的中坚作用。这样，纪晓岚又给王念孙分配了新的任务——《四库全书》的“篆隶分校官”，直接从事大型历史文献《四库全书》的最后收尾定稿工作。

《四库全书》更是纪晓岚团队的“工程项目”，他当然舍不得放开这位中坚主力王念孙。王念孙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宛如芙蓉出之于泥水，照人以光彩。“乃先校数册，以为法式”就是证明。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小进士，在“翰林”中崭露头角。

然而，这时的朝廷更看重王念孙的治河理念和治水本领。乾隆帝敕令王念孙另有任用：王念孙先后随工部尚书福康安往勘南河拦黄坝工程、从工部左侍郎德成查勘浙江海塘。两番考察后，朝廷便让其独立巡查淮安漕务等。王念孙均提出了决策性的建议。那些尚书、侍郎，都是皇亲国戚，钦赐官职，官位很高。本来草原上骑马射箭的主儿，没有接触过什么水，实无治水的本领，一切靠王念孙“撑台面子”。他们带着个懂行的王念孙，居然把这一带水灾治得服服帖帖。王念孙这时的岗位，虽然仍旧是治水，但已远离“探求黄河之源”工程，远离“四库全书”编撰工程了。

再后，朝廷在治水方面，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王念孙去做。起先任命他为正四品山东运河道，面对面跟水患连连的黄河打交道。后来又直接调任他为直隶永定河道，把守卫京城（治水）安全的千斤重担，压到他的肩上。王念孙在治水岗位上鞠躬尽瘁，一直奋斗到耄耋之年。他一生“治水”工龄三十有奇；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历史只把功劳记到了纪晓岚一个人的头上。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现象。《四库全书》成，上曰：“必出昀手”。这个“昀”，当然是指纪晓岚了。而王念孙的《导河议》和《河源记略·辨讹》著作，以及“以为法式”的校勘准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皇帝都说了“必出昀手”，这里还能有王念孙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