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26日，高邮及里下河地区发生一场巨大灾难：江北运河堤决口，里下河地区死亡77000多人，其中淹死的有19300多人。1933年三月，淮扬士绅对这场灾难的前因后果立碑以誌。该碑文《江北运河决堤碑记》收录在《扬州文库》第四十三册。阅读此碑文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

《江北运河决堤碑记》由仪征的陈延韡(wei)撰，江都的王景琦书。《扬州文库》提要中说：“该碑记主要记述民国二十年江北运河决口之事，介绍民国时期江北运河河务管理情况，旨要说明‘运河之决虽曰天运，岂非人事’之理。此碑记见证了民国二十年江北运河水灾历史，是了解民国时期扬州运河的珍贵文献。”原碑已毁，现存的碑记为搨本，并经摺装，方格，每页6行，每行10字，楷书，藏于扬州市图书馆。

《江北运河决堤碑记》主要叙述了以下内容：

一、江北运河管理体制的变化。1914年，韩国钧任江苏巡按使，设江北运河筹浚局，其经费在淮扬八县按亩带征。1920年改为督办江北运河总局，由张謇、韩国钧任督办和会办，其间没有大的水灾。1931年，江北运河总局不复存在，设水利局，隶属省建设厅，有局长，但无主管水利之科。江北运河700里，分淮邳、高宝、江都三段，各段设段长。局长和段长之间设处长，处长只接受三段的“报牒”，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二、防灾抗灾严重失职。“治运新旧亩捐，悉归建设厅，自厅长局长外，莫得于经费事，于是春修夏防之事，几废。”三个段长“大抵皆业土木铁路桥梁，于江淮地形及治水之事，一非所悉，于是夏令已大半，春修经费弗发，防护工料无一备。堤上故多积土，以筑路故铲而平之。”建设厅长孙鸿哲来江北运河视察水情，“绅民谒鸿哲，以多备保堤工料为言，则厉色拒之，自言任全责。后再临工，遂拒谒者不复见。”而所设办事处，在决口前，“实不离汽轮，第日令其轮升火，为逃计。”原定御码头水誌达一丈七尺三寸则开高邮归海坝，到7月28日，“水逾誌，是日，省府议决车逻坝先开一半。开半坝，异闻也。迁延至8月2日，车逻坝始开，3日、4日，南新坝亦继开，然宣洩已不及。”此时上至厅长、局长，下至段长、处长皆于运堤决口前逃离，段长李仲强之去，挟12万元未经报销之账，“籍以行诿言为水漂没”。

三、运堤决口及里下河灾情。“二十六日黎明，高邮及江都邵伯镇决口二十有七，积长八百八十丈，其隶高邮者有六口，四百六十丈。”而四口皆在高邮北门外：挡军楼、庙巷口、七公殿、御码头。另两口在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水之至也，如建瓴直下，如以沸汤沃残雪。沿堤居民，合门湮灭者至不可数计。水自水关入灌城市，市中水亦深数尺。”邵伯运堤决口21处，达420丈。宝应、高邮、江都三县濒湖村落尽没。东堤以东河湖漂流着人畜浮尸及败屋什物。洪水东趋里下河诸县，兴化势如釜底，则受灾最重。洪水阻于盐垦，不得赴海，则渚于范堤以西，里下河成为“一大泽国”。“凡坏人民财产至千百万，漂没户口人畜至万数千，近今以来所未有也。”

四、救灾、饬查及立碑缘由。“浩劫既成，中外震骇”，省府成立了江北灾赈委员会，力筹工赈，推韩国钧为副长主持灾赈。同时派监察院高一涵、洪兰友两位委员饬查运堤决口的原因和责任，有“查复造祸之呈”，但造祸者从容离扬镇。“吾人受祸如此之巨，寻其本，天耶?人耶?”如果河务官设置如1914年以来那样，其经费不专于建设厅，如果建设厅厅长像张謇、韩国钧那样，如果早些开坝，运堤“万万无决理，岂可谓非人事致然耶。”“吾欲怨天，而天不许，吾欲尤人，则其人至今犹未尝少汗于颜，亦唯有备书事实，勒之丰碑，以俟百世之共见而已。”碑记最后注明：监察院呈复文附于碑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暮春之月，淮扬士绅公立，江都王钝泉镌石。

《江北运河决堤碑记》信息量很大，值得研读。碑记不但再现了民国二十年运河堤决口的场景，而且讲述了造成这场祸端的人为因素，对我们今天防洪抗灾以及水利建设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加强水利建设，实施科学管理，变水患为水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