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名叫《尔雅注疏笺补》，后被收入《续编四库全书》。这部书的作者就是高邮乡贤任基振。

《尔雅》，成书于战国或两汉之间，是中国第一部词典，中国辞书之祖。“尔”意是“近”，“雅”意是“正”，专指“雅言”。“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汉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尔雅》分19个篇章，全书收录4300多个词语，按义类编排，计2091个条目。其内容有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有关人事和生活用器名称、有关天文的、有关地理的、有关动物的、有关植物的等六个方面。由于《尔雅》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号称解经的钥匙。人们可以借助《尔雅》的帮助，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可以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因而该书在历史上备受推崇，被视为儒家经典，到了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

同时，因为《尔雅》的解释比较简单，它所涉及的许多语言知识不容易被后人理解，所以后人又出现了许多注释、考证它的著作，其中清代研究《尔雅》的著作就有20种，《尔雅注疏笺补》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进一步了解任基振写的这部著作，我特地网购了一部《尔雅注疏笺补》，并对其进行了初浅研究。书名《尔雅注疏笺补》中的“注疏”，是注文和疏解的合称，即注解和解释注解。给古书作注释叫“笺注”，亦作“笺释”。“补”即“补充”。书名《尔雅注疏笺补》的意思是，为《尔雅》注文和疏解，并作笺释补充。全书共三卷。任基振在序文中说道：“世所传郭注(郭璞的《尔雅注》)复删节不全，邢氏疏(邢昺的《尔雅疏》)尤多疏漏。夫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秩为若干卷，题曰尔雅注疏笺补，聊以自课……”所谓“自课”意指自己完成规定的工作。可见著成这部书，并非一日之功。

如何评价这本书?我深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把全文阅读下来我都感到非常吃力，但书中三篇序的作者给出了答案。第一篇序的作者是李时沛。李时沛(1730-1807)，字雨亭，广西兴安界首镇人，乾隆十七年中举，十九年(1754)任盐城县知县。他在序中说：秦邮任子“以所注尔雅一编示余，余叹其用心之勤，为举世所不为……近世学者，高虚之失，退而托于训诂，而尔雅为训诂之祖，姑以是为造端。余嘉其讨论实学，有合于古小学之遗也，辄不辞简陋，为之序。”意思是说，世上很难找到像任基振为注释尔雅如此用心之人。近来有的学者，徒拥高位而不干实事，还不如去研究训诂。而尔雅为训诂之祖，我认为是训诂的发端。我很赞赏任基振讨论实学，有合于中国传统语文学，所以我不揣简陋，为之作序。

第二篇序的作者是金兆燕。金兆燕(1719-1791)，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曾任扬州府学教授。官至国学监博士，监丞。他在序中评价任基振：“任君领从，于书无所不读，而不肯以虚夸无用之文入其目。一日以所撰《尔雅注疏笺补》示余，余读之两月，始竞。考据精核，言论闳伟，真郭邢之功臣。”这里说的“郭”是晋代的郭璞，最早为《尔雅》作注的人。他花18年时间写成《尔雅注》。“邢”是北宋的邢昺，他著有《尔雅疏》。这两个人为尔雅注释做出了很大贡献。金兆燕认为任基振与郭、邢一样是为尔雅注释的功臣。

第三篇序的作者是戴震。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人。同进士出身，《四库全书》纂修官，清代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戴震在序中说：“丙戍(1766)春，任君松斋以所治尔雅示余，余读而善之。今又越七载，任君官京师，犹孜孜是学不已，更出其定本，嘱余撰序……任君勤于治经。书中考索精详，辨据明晰，则读其书者固自知之。”戴震给予任基振和《尔雅注疏笺补》以很高的评价。

现在再来介绍一下《尔雅注疏笺补》作者任基振，《乾隆高邮州志》里有他的传。任基振，字领从，号松斋，高邮人。乾隆壬午年(1762)中举，乾隆已丑年(1769)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后升宗人府主政，官至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兼考功司事。任基振令人敬佩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性纯孝”。母亲任闵氏患危重疾病，基振昼夜侍奉，衣不解带。十多年后，母亲得以痊愈。二是“性廉洁”。任基振为官清廉，“充玉牒馆纂修官，敬谨襄事，书成议叙，加二级。”“充则例馆纂修，矢勤矢慎，胥吏无敢售其奸。”“筮仕十载，宦槖萧然。”就是说，居肥缺十年却一贫如洗，口袋空空。他长期寄居寺庙，乘瘦马破车，仅一仆相随。“清苦之况，有人所不堪者，而基振处于泰然。年六十卒于京邸，身无积蓄，同科进士凑钱将他葬送归里。三是学问渊博。任基振生而颖悟过人，无书不读。《传》中介绍，任基振“生平学问淹博，寝图馈史，善画工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所纂次有《重订玉海》若干卷，《尔雅注疏笺补》三卷。”

任基振立德、立言，是莘莘学子的楷模，在家乡很有声望。在他去世后，高邮州署将任基振的事迹上报朝廷，被认定为高邮乡贤，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奉旨入祀乡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