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国寺寺名的争议

高邮现存最早的方志明隆庆《高邮州志》卷十《人物外传·仙释传》载：

唐举直禅师，懿宗子僖宗弟也。游方至高邮，得太平仓基地，亟请于朝，诏以其地为镇国禅院，居之，仍赐号举直禅师。后葬于院隅，立浮屠五级。

卷十二《杂志下·寺院》又载：

光孝禅寺在州治旧城西南隅，其断塔乃寺之浮图也，唐举直禅师建。今塔存，寺于顺治丙申毁。雍正二年，郡人贾国维重修。宋陈造《光孝寺建佛殿疏》(略)。

醴泉寺，在州治城西南，或云即光孝寺，因井改醴泉寺。宋秦观《醴泉寺开堂疏》(略)。寺今废。

其后，雍正《高邮州志》对举直禅师、光孝禅寺、醴泉寺记述基本因袭之。只是《人物志·仙释传》介绍举直禅师时，在“诏以其地为镇国禅院”后面加上了“旧名光孝禅寺”六个字。卷二《古迹志》有“醴泉井”条云：“醴泉井，在城西南光孝寺。因醴泉出，又改寺为醴泉寺。”

依据以上记载，似可简单归纳为：唐举直禅师在高邮州治旧城西南隅，大约太平仓位置建镇国禅院(镇国寺)，原来又名叫光孝禅寺。因寺里有井，因又称醴泉寺。镇国寺、光孝寺、醴泉寺三个名称说的是同一个寺院。近年，许多介绍镇国寺文章的史料皆源于此，《点击高邮》(2009年凤凰出版社)“镇国寺塔耸河心”一节由此演绎道：

几个月后，寺庙建成，唐僖宗李儇亲自题写寺名：镇国寺。并赐这个弟弟一个法号：举直禅师。但举直禅师一直不喜欢“镇国寺”这个寺名，自己出家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远离朝廷、远离政治，怎么可能又把寺名与国家、与朝廷联系在一起呢?他自己给寺庙起了个名字叫“光孝禅寺”。后来因寺里有口井，井水很甜，他又把寺名改称为“醴泉寺”。到宋代，秦少游在勤奋读书之余曾游玩过该寺，并作《醴泉寺开堂疏》。

但是，距雍正《高邮州志》成书仅61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乾隆《高邮州志》对此作了一个更正。其卷一《舆地志·古迹》云：

镇国禅寺，在州城西南隅，寺外有断塔，唐举直禅师建。国朝顺治丙申寺毁于火，雍正二年邑人贾国维重修。

按：镇国寺旧作光孝寺，今据《举直禅师本传》及现存寺名更正。

对于举直禅师建镇国禅寺说法与旧志一致，而对“镇国寺旧作光孝寺”作出了更正，更正的依据是《举直禅师本传》以及现存寺名。查新、旧唐书皆无举直禅师本传，仅《新唐书·列传》卷七有《十一宗诸子》合传，也没有任何举直禅师的痕迹。推测乾隆志所说《举直禅师本传》，应该就是本文开头引自隆庆志《仙释传》中不足百字的记述吧。乾隆志卷十《人物志·仙释传》记述基本一致，只是将举直禅师“游方至高邮”改成了“行脚至高邮”。

时间又过去了六十年，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六《艺文志》收录邑人顾葆光《重修镇国寺记》，后附《塔寺考》云：

其一云光孝寺者，则宋陈造有《建佛殿疏》;一云醴泉寺者，则宋秦观有《开堂疏》。然二疏云“举直禅师之愿心得毋遗憾”及“塔閟连环之玉骨”等语，皆主乎举直而言，则此寺断以举直为开山祖师，寺名亦以镇国禅院为有唐旧额，无可疑者。

顾先生自述，他的《记》和《考》作于“嘉庆癸酉之岁”即嘉庆十九年(1814年)，“自修和尚重修镇国寺告竣”之后。这个时间距乾隆志修成仅31年。他考证寺名其一为光孝寺，有南宋陈造《光孝寺建佛殿寺疏》为证;亦名醴泉寺，依据是北宋秦观的《醴泉寺开堂疏》。陈造《光孝寺建佛殿寺疏》有“举直禅师之愿心得毋遗恨”之语，秦观《醴泉寺开堂疏》云“塔閟连环之玉骨”，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镇国寺以及举直禅师较早的记述，且作者皆为高邮本地人。因此他确认“寺断以举直禅师为开山祖师”，寺名“以镇国禅院为有唐旧额”。

综上可知，镇国寺名争议由来已久。由于原始资料的缺失，一些史实难以考订，因而莫衷一是。从近年来许多有关高邮文史的文章、书籍对镇国寺的介绍说法不一可见一斑。笔者以为，要解开这个疑问，需要从举直禅师这个当事人说起。

二、举直禅师到底是谁

《高邮州志》各版本对于镇国寺为唐举直禅师建，寺名为镇国寺(或镇国禅寺、镇国禅院)皆无异议。镇国寺又名醴泉寺意见也趋于一致，其依据就是秦观的《醴泉寺开堂疏》。那么，秦观笔下的醴泉寺就是镇国寺，这又是如何确认的呢?答案就在举直禅师身上。隆庆及其后各版本《高邮州志》对举直禅师记述都有以下几句话：

宋元丰末发藏及隧，得函柩，全骨不解，联若钩锁，发异光，现舍利，人惊异之。

“全骨不解，联若钩锁，发异光”的记载与《醴泉寺开堂疏》中“塔闭连环之玉骨”的描述完全吻合。秦观应邀作《开堂疏》绝不会主观臆造，信口开河。推测他的信息来源至少有两个：一是听“芳公长老”，即《醴泉寺开堂疏》中提及的镇国寺住持亲口介绍。二是亲眼所见，因为根据高邮州志记载，镇国寺发掘得举直禅师舍利子，是在“元丰末”即元丰八年，这个时候秦观尚在高邮。是否有可能从其它方志或相关史籍中间接获知?明隆庆志以前的各版本高邮方志皆散佚，现在所能读到的最早关于举直禅师生平的志书可能是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该书约成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卷四十三《高邮军·人物·仙释》载：

举直禅师，唐懿宗子僖宗弟也，杖策游方抵维扬之境，规地望气，欲留阐华。得太平仓基，以其地为镇国禅院，居之，仍赐号举直，后葬于院之隅。

《舆地纪胜》成书时间晚于秦观约200年，这肯定不是秦观“塔閟连环之玉骨”素材之来源。读《舆地纪胜》卷四十三《淮南东路·高邮军》，我们注意到许多词条后皆注明取自《图经》或《高邮志》。这是两部成书较早的高邮方志，书已散佚，然从相关史籍记载可知，前者约成书于北宋中后期，后者约成书于南宋中期。推测《图经》中应有关于举直禅师生平的记述，秦观应该有可能读过。

再深究一层：方志中关于举直禅师的记述是有据可考的史实，还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说?因为方志一般是将其归在《人物志·仙释》之中的，而“仙与释”一般都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未必实有其人。然而举直禅师似乎实有其人，《舆地纪胜》以及《高邮州志》各版本皆言“举直禅师，唐懿宗子僖宗弟也”。说得如此具体，唐正史中理应留下痕迹，然查《新唐书·懿宗僖宗本纪》并无关于举直禅师的只言片句。《新唐书·列传》卷七为《十一宗诸子》合传，载唐懿宗有子八人，唐僖宗李儇为第五子，唐昭宗李晔为第七子，其他依次为魏王李佾、凉王李侹、蜀王李佶、郢王(后封威王)李偘、吉王李保和睦王(恭哀太子)李倚。小于僖宗的只有六子吉王李保、七子昭宗李晔和八子睦王李倚。举直禅师俗名不详，但是从其出家修行、死后灵骨葬于高邮镇国寺塔的简单经历来看，显然不可能是七子昭宗李晔和八子睦王李倚。而六子吉王李保的生平传中记述较为详细：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始王，与睦王同封。王于兄弟为最贤。始，僖宗崩，王最长，将立之，杨复恭独议以昭宗嗣。乾宁元年，李茂贞等以兵入京师，谋废帝立王，会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旧唐书》记载大致相同：僖宗病危之时，“群臣以吉王最贤，又在寿王之上，将立之，唯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

从新、旧唐书记载可知，吉王李保在僖宗几个弟弟中年龄最长，也最贤，本来接他哥哥唐僖宗李儇之位的应该是他。然结果并非如此，寿王李晔被推上帝位，即后来的唐昭宗。有研究者认为，僖宗与七弟李晔为一母所生，自然对李晔格外倚重。宦官杨复恭弃李保而推李晔上位，很可能是僖宗本人的意思。昭宗即位后，仍有大臣“谋废帝立王”，欲废昭宗改立吉王李保为帝，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而作罢。李保未能如愿登上帝位，那么出于失意与避祸的双重考虑，遁入空门就成为一个十分理性、必然的选择。

虽然如此，举直禅师是否就是吉王李保，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确认。唐代高邮建镇国寺、塔是客观事实，秦观受邀撰《醴泉开堂疏》，一定也认真研读过相关史籍。前面提到的《舆地纪胜》是一部权威性的地理志，并非稗官野史，清代大学士阮元称之为“南宋人地理之书为最善”者，必定不会轻率采信。这些史籍对举直禅师为“唐懿宗子僖宗弟”之说，都未提出异议。然而仍然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举直禅师确是僖宗六弟吉王李保，那么距离唐代并不久远的宋人为何不直接写明，而要给后人一个难解的迷呢?有人说，举直禅师厌倦尘世、遁入空门，所以隐去了自己的俗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举直禅师虽然出家，然并未隐去自己作为皇子、皇弟即“唐懿宗子僖宗弟”的尊贵身份。而正因为这一尊贵身份，他才得以在高邮顺利建成寺院，并得到一个带有皇家显赫身份的名称“镇国禅院”。如此，隐去自己的俗名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孰是孰非，尚待深入考证。笔者由此想到了唐太宗时高僧玄奘法师，他在取经途中与高昌国国王麴文泰(唐王朝赐姓李)结拜，小说家吴承恩据此虚构了唐太宗称之“御弟”的情节。作一大胆推想：举直禅师本来是一有名望的僧人，僖宗或与其结拜过，称之“御弟”也未可知。有了“僖宗弟”的身份，再推出“懿宗子”就比较顺了。当然，这纯属推测。而正是由于举直禅师身份难以确考，以致于州志中的相关记述语焉不详，方引起后人的种种争议。

三.光孝寺与镇国寺

各版本《高邮州志》的实质性分歧在于：镇国寺是否曾经叫过光孝寺，或者光孝寺是否就是镇国寺。持否定意见的首先是乾隆志，其依据是“《举直禅师本传》及现存寺名”。各版本州志《人物志·仙释传》中关于举直禅师的简略记述，确实只提到“镇国禅院”，而没有说到“旧作光孝寺”。考证各版本《高邮州志》中出现过“光孝寺(光孝禅寺)、光孝院”两种说法，在隆庆志、雍正志中干脆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寺院。雍正《高邮州志》卷六《祠祀志·寺院》载：

光孝禅寺，在州治旧城西南隅，其断塔乃寺之浮图也，唐举直禅师建。

光孝院，在州治东庙桥南，唐举直禅师建，明洪武二年僧法海修。

两者有异也有同，异者其位置一“在州治旧城西南隅”，一“在州治东庙桥南”，方向截然相反;同者皆云“唐举直禅师建”。查雍正《高邮州志》载《州城图》，州城外东北角庙桥以北是东岳庙，庙桥南标有光孝院，与“在州治东庙桥南”记述相符。其后收录邓绍焕《过光孝寺》二首，其一有诗句“郭外寻芳去，微凉清似秋”，“文游方在望，已到大桥头”。“郭外”即城外，“文游在望”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光孝寺与文游台(东岳庙)相邻。可证应该至少在雍正二年之前，“在州治东庙桥南”实实在在有一个光孝院(寺)。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举直禅师在高邮建了两个光孝寺，一个是位于“州治旧城西南隅”的光孝禅寺，“断塔乃寺之浮图”，塔、寺相依，可以认定就是镇国寺;而位于“州治东庙桥南”的光孝院(寺)，名称与镇国寺没有关系。

再看乾隆《高邮州志》收录的《州城图》，州城外东北角有泰山庙，与泰山庙差不多平行以东标出了光孝寺(是光孝寺而不是光孝院)，光孝寺南为都天庙。嘉庆志《州城图》在大致方位也标有光孝寺。乾隆《高邮州志》卷一《舆地志·古迹·寺》没有出现“光孝寺”条，有“醴泉寺”条云：“州城西南，或云即光孝寺，因井改醴泉寺。秦观《开堂疏》见《艺文志》。”看来编撰者自己也有点把握不定，因为醴泉寺即镇国寺是没有疑义的，认可了醴泉寺即光孝寺，等于认可了光孝寺就是镇国寺，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更正”。《舆地志·古迹·院》有“光孝院”条云：“在州治东庙桥南，唐举直禅师建，明洪武二年僧法海修。”记述与隆庆志、雍正志“光孝院”条同。但是按图索骥，在其《州城图》相应位置标出的是“光孝寺”。文字记述为“光孝院”，图中标的是“光孝寺”，这大约是编撰者小小的疏漏吧。其文字记述比旧志增加了“院中有唐佛五，举直师所置也，今尚存。宋陈造《建佛殿疏》见《艺文志》。”将陈造的《光孝寺建佛殿疏》认定是为此“光孝院”而非“光孝寺”所作;这大约是编撰者又一疏漏吧。由此可见，其对“镇国寺旧作光孝寺”作出的更正，多少有点失之于轻率。于是到了嘉庆年间，顾葆光先生在为重修镇国寺作记的同时，又作《塔寺考》，引证秦观与陈造二疏，认定镇国寺有光孝寺和醴泉寺两个别称。

最后似乎还有一个疑问：举直禅师建镇国寺作为自己的修行之地，再建光孝院所为者何?笔者揣度，其一：他既看中高邮城西南太平仓一块风水宝地，欲在此建寺修行，而将原址上的光孝寺迁建至州城外东北角，并改“寺”为“院”，以示区别。其二：传镇国寺名虽为僖宗亲赐，而举直禅师不喜，仍钟情于旧名光孝寺。但又不能逆僖宗圣意，于是择地再建光孝院，以为两全之计。此纯属主观臆测，有待方家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