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北方人，虽在苏州生活多年，但对“南方”的概念，依然不清晰。没到高邮之前，想象的高邮，是纯粹的“水乡”。由于在大学讲授当代文学，谈到高邮，就联想到汪曾祺，心中冒出“大淖”“咸鸭蛋”“沙弥”等词汇，想到高邮大概和苏州差不多，也是“小桥流水”的风景。其实高邮属于江淮文化圈，和江南风貌，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

真正的高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小城不大，并不精致，但漫不经心之处，透露着“自在随性”的自信。几条古城街道，并不整齐划一，但有着浓浓人间烟火气;几处名胜，并非富贵堂皇，但很有辨识度，别具风格;几种小吃，无论陈小六馄饨，还是双黄鸭蛋，总有想不到的惊喜。它像从民俗画走出来的俏丽女子，不施粉黛，却活泼泼地，惹人怜爱。

令我深思的，还是高邮的“水”。高邮是“多水”古城，但不像苏州，“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主打的是“繁华稠密”的精致劲儿。高邮的水，随意而丰富，有方便民用的“大淖”，有物产丰富的高邮湖，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条运河。河面宽阔，气势不凡，南北货物，往来穿梭，大河两岸，则天高地远，既有南方的秀美，又有北方的阔大，而这运河之“眼”，正是矗立在离岸小岛上镇国寺高塔。

高邮没有太多高楼，离开市区，顺着运河走，一眼就能望见塔。心然住持介绍，镇国寺原为唐代粮仓，后建为寺院。塔建于唐僖宗年间，纪念唐僖宗之弟举直禅师，塔下还有举直的舍利地宫。地上部分原有9层，是四方结构唐塔，第七层砖顶饰斗八藻井，交叉木梁立刹柱，塔顶立2米高葫芦式紫铜塔刹，四角攒尖，目前国内同类古塔，仅存两座，另一座为西安大雁塔。一千多年风霜雪雨，未消磨掉它的光彩，却给予了它坎坷命运。它也曾被称为“空塔”和“断塔”，遭受火灾，被大风吹走上面三层，后在清代被重新修葺成7层。

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唐里清表”。三层到五层塔门，两旁砌有突出半圆砖柱，层层之间都有叠砌砖出檐，留存唐塔风格，而腰檐短平，塔檐规制严整，略显拘谨，又是清代风格。然而，“清表”掩饰不住“唐里”。挺拔清俊中有问天之姿，古朴厚重中有秀美婉约。这也许就是举直禅师这个北方人，将寺院安在大运河岸的缘故。运河流日夜，南北共佛缘。当年，举直禅师站在运河岸边平津堰，风吹树梢头，一定有什么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携带着大唐最后辉煌，矗立在此，将无限惆怅与出世之想，化为永恒的沉思。

这也许就是运河文化精髓吧，融汇南北，独秀水上。蒋勋谈到唐代美学曾说，一方面是对北朝文化“规范”“楷模”“律则”“纪律”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楷”“律”的不屑与叛逆。大唐艺术世界，是在北朝与南朝两种传统中激荡而出的灿烂火花。在我看来，唐代美学“融汇南北”气质，也体现在江淮文化圈的高邮镇国寺古塔。高邮在我眼中，是一座“水韵融合”之城，它是南北驿路重要枢纽，又是大运河的明珠，它看起来“随意”，却熔铸秦少游的伤感浪漫与汪曾祺的活泼自在。它的“随意”，是一种文化上“开放”的自信，也是一种生命的大境界与大释放。

河南省卫辉市有明万历时期的镇国塔，泉州开元寺也有唐垂拱二年建的镇国塔，而高邮的镇国寺塔，还被称作“西塔”。我们在塔下转了半天，看到塔基是低于水平线的，才晓得国家曾投巨资，为宝塔四周设计了排水系统，保证不会发生内涝。天气依然酷热，心然主持打开塔门，我们一级级沿木梯而上。塔身干净结实，千年古砖，坚硬稳重，敲上去铿锵有声，仿佛金铁一般，有些地方泛出铁红色，丝毫不见千年古塔的松散衰败，也没有白发似的杂草，倒像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塔里也有的砖颜色不同，心然住持说，那是历代修缮者发现有砖朽坏了，另补为替换。七层塔不高，我们很快登顶，佛龛处，透过小窗看去，青草绿树，蓝天碧水，运河如画，往来穿梭客船如游鱼，出世之情油然而生。

浮屠是“佛”梵文音译，借喻为塔。中国人的观念里，塔就是“佛”的象征。它既是信仰，又是和尚的墓。“塔”以直立的空间分割，在虚空的包围中，以永恒的他者姿态，成为坚定信仰的化身。随着佛教中国化，塔又成为某种地域文化风景象征，寄托着文化理想。镇国寺塔大概也是这样吧。它既是运河上的信号塔，也是高邮古城的灯塔。它在千年里持续闪烁，映照着运河古城的独特风姿。

房伟，文学博士，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紫金文化英才，“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于《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刘勰文艺理论奖、山东优秀社科成果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欧阳山文学奖评论奖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作品曾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等，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