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原指以水道运粮。秦汉以来，历代朝廷所需粮食主要靠水路运输，故称漕运。中国古代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中的一部分，通过水路，水路不通之地辅以陆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并形成一整套组织和管理制度，这就是漕运。高邮地处大运河河畔、里下河平原。自古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高邮是漕粮运道的重要节点，高邮又是产粮区，从而与漕运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明清对漕粮运道高邮段的整治

明朝自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国都和少数民族为邻，京师附近配置重兵，加之政府组织庞大，营建频繁，增加了对漕粮的需求。明政府为供应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军队、百姓食粮需要，制定了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明代漕粮运额在300至400万石之间，最高曾达到600万石。清代都城也在北京，沿明朝旧制，继续实行漕运制度，据史料记载，历年实运抵京的粮食有300多万石。

如何把远在千里或数千里之外的粮食运往京师?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年代，靠人挑肩扛、畜力车拖运，显然解决不了问题。而水运运量大， 运费廉，是最佳的运输方式。明代初期，曾经从海上运粮到北京，但那时海运的船只、技术落后，经不起海上风浪，“经历险阻，每岁船辄损败”，粮食损失高达18.5%，不得已放弃海运，迫使朝廷重新开凿整治大运河。

永乐九年(1411)，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故道，宋礼由济宁到临清、共疏浚385里。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又着手陆续清理整治运河中有阻碍通航的运道。到了清代，朝廷继续加强运河的修治，有定期挑浚，有临时兴修，其最终目的是保证运道的通畅。

大运河流经高邮43公里。宋元时期，河湖未能完全分开，漕船在湖中行驶，常遇风浪之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明宣德七年(1432)，“平江伯陈瑄在高邮凿渠40里，傍湖为渠，以避湖上风涛之险”。明弘治二年(1489)，户部侍郎白昂以“运舟入新开河多覆溺”奏请朝廷，在高邮堤东“开复河”，得到批准，并由他负责组织民工开“康济河”。此河在高邮湖东，长40多里，首尾与湖相通，河、湖相隔约三里，内圈农田数万亩。明万历四年(1576)总督漕运侍郎吴桂芳紧靠湖堤挑“康济越河”。“越河”是河工名，于有滚水坝或水闸之处，旁开河道，使来往船只得以绕越坝、闸航行，称之为越河。万历二十八年(1600)，总河刘同星开界首越河十多里，航船不再行走在界首湖。康济越河与界首越河(即今老运河)开通后，运道与高邮湖基本分开。

到了清康熙十七年(1678)，总河靳辅“奉旨筑永安新河”，形成了今天的马棚湾。康熙三十五年(1696)大水，堤漫缺，总河董安国将永安河西堤改建为石工。康熙三十八年(1699)，总河于成龙、副总河徐廷玺修治高邮运河西堤。

除了开河修堤，明清朝廷还在运河西堤设有22座通湖港口(5座石港、17座土港)，解决河湖分隔后，河湖之间的通航问题，同时调节运河水位，保证河运畅通。明代陈瑄、清代靳辅等总兵河臣，为保运堤安全、漕运顺畅，还在里运河东堤上设置减水坝，最终形成昭关坝、车逻坝、中坝、新坝、南关坝等“归海五坝”。

由上可见，历史上的高邮人为大运河漕粮运道的畅通作出过重大贡献。

二、明清漕运管理机构在高邮的设置

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历代朝廷一直十分重视。明清时对漕运的管理形成了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明永乐二年(1404)开始设漕运总兵官，由平江伯陈瑄担任，属武职，陈瑄身理漕政30年。到景泰二年(1451)，始设专职文官——漕运总督，由王竑首任，常驻淮安，主管漕粮的征收、解运和入仓等三大关键环节。漕司领漕运12总，共有12万军队，11000多船只，专职负责漕运，故称“运军”或“漕军”。漕总之下是漕帮。“帮”是漕船运输编队，每帮设有领帮官员，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运府派出专门官吏主持地方军民粮船的监兑(漕粮兑运时的监督核验)和押运等事。

《明书》69卷《河漕志》记载：明宪宗成化(1465—1478)时，设“总督漕运都御史一人，驻淮安;理刑刑部主事二人，亦驻淮安;管(船)厂工部主事二人，驻清江浦;监仓户部主事四人，分驻淮(安)、临(清)、徐(州)、德(州);管河工部郎中二人，一驻安平镇，分理济宁以北，一驻高邮，分理济宁以南;……”可谓组织严密，职责分明。

清代，漕运属官的事职与明代基本相同。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漕运机构仍然非常庞大。顺治元年(1644)置漕运总督，官秩从一品，长驻淮安，“掌督理漕挽，以足国储”。凡有漕诸省经理漕务的文武官员，皆归其管辖、节制。漕运总督还握有一支数千人的“护漕”军队，供其调用。军队在清代仍是漕运的主要担当者，是朝廷特种劳役部队。为加强漕粮的保存和管理，另设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从二品，分驻通州新城，“掌仓谷要职，北河运务”。侍郎以下，还在有漕省份设粮道、监兑、押运、趱运(催促漕运加快速度)等官，以及运粮的卫所军队等。

据《高邮州志》记载：明景泰年间(1450—1457)，南河(济宁以南)有郎署，又称南河工部分司(主官为工部制使)，开始设在徐州萧县，后于正德元年(1506)移住高邮，直到清康熙十七年(1678)，奉旨裁撤。这178年中，共有85位工部制使(正五品)先后任职驻在高邮。他们的职责是协调州县治河、保漕。州志记述：“南河工部分司，在州治中市桥南(在今极乐庵处)，前为大门三间，门内东神祠一间，次为仪门，门内为正堂三间，东西两庑(廊屋、走廊)，各三间，堂东偏门一楹，内为书房三间，罩庭三间。堂西为书房三间，堂后为寝室，共三十八间，由堂后小径折西纡行百步，为园池一所，内有桥一座，桥北有亭，亭后有台。桥前有小屋三楹，旁有草亭二间，水波萦回，竹树交荫，颇幽胜焉”。从记述可见，南河工部分司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单位。

康熙十七年(1678)，工部分司被裁撤，改为河营守备署，三十一年(1692)改为扬河通判署，扬州派通判一员驻节高邮，兼理河务。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盂城驿导游在介绍盂城驿功能时，经常说到，盂城驿有漕运功能，这是不对的。邮驿的主要职责是公文传递、官员接待，不负责漕运。漕运有专门组织系统，有专业的漕军和船只。漕运总督府在淮安，各有漕省府州县都有相应的职责，驻节高邮的工部分司，是漕运的协调机构，履行治河、保漕等有关职能。

三、明清漕粮在高邮的征收和运输

明代漕粮的征收，一般是按有漕省份各民户所占田地的亩数和等则摊派的。征收漕粮事宜由州县正职官员负责，基层征收实行“粮长负责制”，粮长由本区内交纳田粮最多的大户充当。先由各甲首将漕粮收齐后，汇集交给里正，各里正汇集后上交粮长，最后由粮长率领部分粮户装入舟车，送达指定地点。开始要求送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五大仓之一，再由各卫所官军分段接力运往京师。后来朝廷要求南方各地粮长将漕粮运至瓜洲、淮安兑与卫所，再由官军运载至北京。再后来，朝廷让运军直接赴江南有漕省府粮仓取粮，然后直运京师。

明朝廷规定，漕粮运期大抵是：每年十月开仓，十一月兑竣，十二月漕船开帮起运。各地漕船到京的期限为：河南、山东限在五月初一，南直隶限在七月初一，浙江、江西和湖广限在九月初一。漕运司对各级运官和府、州、县粮官有严格的考核制度。

清代漕粮的征收和运输仍承明制，具体做法是：“用屯丁长运，即令瓜(洲)、淮(安)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小码头)领兑(漕粮)。粮户输之州县，州县兑之旗丁(即运军)，而旗丁领运于南，斛交于北”。到清后期，由于运河淤塞，输运越加艰难，加之商船大轮往来于上海、天津之间，“皆习于海”，于是漕粮逐步由官运向商运、河运向海运转变，最终漕运废除。

明清漕粮在高邮是怎么征收和运输的?研读《高邮州志》可以理出一些头绪，基本弄清这一问题。

据州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邮有9314户，65983人。清康熙元年(1662)有人丁(成年男子)31136人，有田25823顷41亩7分7厘。共征本色米11388石2斗9升，其中留存本州支用的本色米1693石1斗4升。本色起运米即上交的漕粮9695石1斗5升。古时1石等于今天120斤，换算下来，高邮要运送的漕粮计116.34万斤。(注：古代官员俸禄，用银子计算为“折色”，用米计算为“本色”，这里的本色米，就是大米。)

明代高邮州设定86里(组织单位)，每里分10甲，全州共有里长860名，每年轮1甲86名供应徭役，名曰“见年”，自“见年”外轮2甲86名，征催钱粮，曰“递年”，又曰“催粮”。里长是粮食大户的则为粮长。

明代高邮卫置军6720名，“兼有屯(田)运(粮)守城捕盗之责”。到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高邮卫归并扬州卫，“裁守备及千总三员，止留二员轮年押运北上，所属军丁专司运粮。”就是说，高邮卫的军丁承担着漕运任务。

漕运船只是由专门造船厂打造的，有一定的规格，比如嘉庆年间规定江南漕船，船面全长80尺，中阔15尺，船底长59尺，栈深6尺，篷高2.8尺。每只漕船可载漕粮600至1000石(7.2万斤—12万斤)。《乾隆高邮州志》记载：明代额定高邮兴化漕运船119只，每只船额定旗军10名，遮洋船(比一般漕船大)47只，额定旗军12名，共旗军1760名，其中含运粮指挥2员，千百户(官职)4员。这些旗军，除月粮外，各赴淮安常盈仓分派运送任务。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高邮卫额设漕船170只，分定左右中前后五所，东省运船51只，松府运船19只，本帮运船(运送高邮漕粮)100只，此后多有变化。到了光绪后期，“自改海运，漕船各只废而不修，节次拆板缴价，河运皆雇用民船，卫所成虚设焉”，运河漕运就此终止。

明清漕运对维护朝廷统治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又因为要确保运道顺畅，必须及时整治大运河，这对沟通南北商品流通，对沿运河城市发展和沿运河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漕运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漕运的整个过程浸透了历代劳动人民，也包括我们高邮人民的血泪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