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是从高邮走出去的才子。多年来，他跟踪宣传研究汪曾祺，在文学界有一定知名度。

陆建华1940年12月出生于高邮，1959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文化、宣传工作，1984年秋从高邮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直至退休。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省作协散文工作委员会主任、省杂文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汪曾祺研究会会长。

陆建华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对文学产生兴趣并渐渐爱上文学，并因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陆建华的写作始于短小精悍的散文，曾在《上海文学》《萌芽》《解放军文艺》《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自1959年末在上海《萌芽》发表处女作以来，他已出版散文集《不老的歌》《家乡雪》《爱是一束花》《陆建华八十回眸》等6种。目前虽然年事已高，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至今写下500多万字，其中近五分之四写于退休之后。

曾有记者采访陆建华：“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做那么多与汪曾祺老师有关的事呢?”这个提问很直白，也很坦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陆建华说，“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单凭我一个人自说自话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所幸我把汪老写给我的38封信都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点可以了解陆建华跟踪宣传研究汪曾祺的目的和初衷。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陆建华乐于长期为宣传汪曾祺尽心尽力，最初完完全全是被汪曾祺的“文”所吸引。清王士祯在《高邮雨泊》一诗中感叹：“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从秦少游1100年去世算起，高邮文坛之寂寞已是 “往事越千年”了。汪曾祺写出了那么多别具风格的作品，在当代文坛取得了独特地位。陆建华不遗余力地宣传汪曾祺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为了文学研究，而是在用心地做一件事。

初识汪曾祺

汪曾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小说创作，后来被称为“抒情人道主义者”，是中国本世纪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士大夫。但在新时期文坛复出之前，他远不像现在这样誉满文坛。陆建华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陆建华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就知道汪曾祺，而且对他的文才仰慕得很。1956年秋读高一时，陆建华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成为同班同学。汪海珊告诉陆建华，他的大哥汪曾祺是作家，自幼刻苦学习、热爱生活、敬重乡亲父老……听得越多，汪曾祺的名字就越来越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成为陆建华前进的动力。有一天，汪海珊拿着一本1957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指着署名汪曾祺的散文《冬天的树》说：“这是我家老大写的，他在北京工作。”陆建华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做着美丽的文学梦，因而对汪曾祺的文才仰慕得很，从那时起，就把汪曾祺牢牢地记在心中了。在这之前，陆建华对作家的想象仅限于教科书上提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乍一听说同学的哥哥就是作家，并目睹了他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一下子觉得作家离自己并不遥远，因此心中暗暗做起了作家梦。而真正与汪曾祺接触，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迅速走红文坛。“我就沾了与他同乡之光、有点得风气之先的味道，比之一般评论家较早一步开始了对汪曾祺的跟踪研究。”陆建华说，1981年夏，《北京文学》编辑部决定发表他写的关于汪曾祺的评论《动人的风俗画》。于是，自己便鼓足勇气给汪曾祺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汪曾祺很高兴，很快给素不相识的小老乡陆建华回了信说：“昨天到《北京文学》去问了问，你的文章他们决定采用，已发稿，在八月号。再过一个多月你就会收到。听编辑部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多写。”这是汪曾祺写给陆建华的第一封信。也就是说从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的最初时刻起，陆建华就与他建立了密切的通信关系，一直到1997年3月18日，汪曾祺共给陆建华写了38封信(写好最后一封信，仅仅过了两个月，汪曾祺就因病猝然去世了)，也因而有了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私信中的汪曾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书信称谓变化上可以看出汪老与陆建华之间的感情升华的过程。

跟踪宣传研究

汪曾祺一生为文吃了那么多的苦，历尽磨难，却又因各种原因难以畅所欲文，直到已年近花甲快红日西沉,才盼来政通人和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汪曾祺一生不幸中的大幸。从此，他心情舒畅、放开手脚为文终其一生——从文坛复出到他去世的短短16年间，他写下的作品，竟占其一生创作总量90%以上。陆建华从心底把汪曾祺看成是高邮地方文化史上继秦少游后的又一巨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相继发表，昭示着他沉寂多年后再度复出。陆建华不失时机地抓住与汪曾祺同乡的有利条件，开始对其跟踪研究，30多年孜孜不倦，取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汪曾祺研究专家。

陆建华对汪曾祺的“跟踪研究”，起初只是顺手用了文学评论界的一个习惯说法，更准确地说，这么多年来，陆建华为汪曾祺所做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学研究，或许用“跟踪宣传”四个字更为恰切。

陆建华时常说“汪曾祺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尊他为师为长，但这并不妨碍我从实际出发，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陆建华与汪曾祺专业研究者相比，从不讳言自己在研究汪曾祺方面的理论基础并不厚实，但由于他与汪曾祺是同乡，熟悉其生长环境、家庭历史、文化成长基因等，这些都让他对汪曾祺研究更显出一种真实务实。陆建华作为研汪第一人，落笔十分严谨，坚持客观科学，研究时尽可能引用汪曾祺本人在作品中说过的话，或汪曾祺夫人及子女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的有关文章作为凭证，绝不借自己与汪老生前交往多、得到他的信件多，便含糊其词地借汪老的嘴说自己的话。

陆建华研究汪老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同乡，更是因为汪老的作品着意在平凡生活中挖掘人性美、人情美，人们可以从中体味人世间的美妙。而他的为人率真、坦荡，从不作态，同样具有人格之美。这就是陆建华敬重和研究汪曾祺的原因。

陆建华说，汪老的作品是写实的，他把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作为他作品的主角，其中不少人都可在他们家乡找到原型。正如汪老所说：“我不会在沙上建塔，我的作品虚构和真实是二八开。”

上海东华大学一位女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相信每一个汪曾祺的研究者都难以绕开陆建华这个名字。”(柯玲：《陆建华及其〈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陆建华很坦然：“汪曾祺给我的38封信就是以白纸黑字作证，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我跟踪宣传汪曾祺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想趁机去争自己的名和利。只要有助于汪曾祺的作品深入读者内心，尤其是让家乡领导和民众真正了解汪曾祺的价值，重视汪曾祺对地方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心满意足了”。

潜心助力汪老

上世纪70年代末，汪曾祺复出文坛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受戒》，以迥异的抒情风格和对人性之美的艺术表现，震动文坛。对陆建华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惊喜的相遇，也是一种新时代文学的召唤。文学评论界公认陆建华为“汪曾祺研究第一人”，但陆建华从来不肯承认。事实上，这个“第一人”非他莫属，因为他“比一般评论家较早一步开始了对汪曾祺的跟踪研究，并几乎从他新时期文坛复出的最初时刻起，就与他建立了正常的密切的通信关系。”(陆建华《“跟踪宣传”汪曾祺》)。

陆建华至今还担任着汪曾祺研究会会长。他先后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数十种报刊上发表关于汪曾祺的论文、散文、随笔、杂谈、新闻等各种文体的文章超过300篇，平均每年8篇，共出版汪曾祺研究专著5种，包括《汪曾祺传》(199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的春夏秋冬》(200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38封信解读》(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汪曾祺与〈沙家浜〉》(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汪曾祺的圆梦之路》(201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另主编出版了四卷五册的《汪曾祺文集》(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作品精选》(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梦故乡》(内部版，1999年，高邮乡土教材)。其中，主编出版的《汪曾祺文集》获第三届江苏省人民政府文学艺术奖，《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2014年年底，在庆祝江苏省文联成立60周年大会上，获“艺术贡献奖”。

尽管陆建华因为得到汪曾祺的直接关心与具体支持，写下数百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并不遗余力、大力支持朋友们编著出版一批研究汪曾祺散论和回忆书籍等，但他为宣传汪曾祺所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要比出书、写文章多得多：

——新时期之初，陆建华发起并参与策划邀请汪老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高邮，帮汪老圆了思乡之梦;

——随着汪曾祺发表作品愈来愈多、引起评论界的关注，陆建华深知汪老素无记日记的习惯，许多史实纠缠不清，便主动为汪老整理创作年表;

—— 一再劝说汪老出文集，后来陆建华主编出版了四卷五册的《汪曾祺文集》;

——主持拍摄了关于汪曾祺的专题片《梦故乡》，这个专题片如今已成了唯一记录汪曾祺生活与创作的影像资料。汪老逝世后官方和社会层面举办的一些纪念等公益活动，只要是“有益世道人心的事”他是有请必到，十分热心。

而当汪曾祺去世前突然卷入《沙家浜》名誉案官司、一开始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汪曾祺自己因此正苦闷莫名时，陆建华主动“跳”出来帮着说话，以至于他自己也成了被告……

作家储福金在《雨花》上发表的一篇散文中写道：“对出自高邮的作家汪曾祺，陆建华特引以为自豪。他熟悉汪曾祺的每一部作品，也了解汪曾祺每一件逸事……他为汪曾祺所做的，仿佛就是他自己的事。汪曾祺已经去世多年了，在中国，一个当代小说作家很难有长期影响，新时期初期小说家高晓声，曾经名如鹊声四起，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高晓声的名字就觉得陌生了。但汪曾祺的影响还在继续着，这一方面有汪曾祺作品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宣传所起的作用，对此，陆建华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储福金《建华“不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