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高邮乡贤祠里供奉28位乡贤，其中一位是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最近我研读了《高邮王氏遗书》中的王安国传、行状(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墓志铭等文章，对王安国的生平业绩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别是对他的“五为”之道感受颇深。

王安国(1694——1757)，字书诚，号春圃，先祖苏州人，明初着籍高邮州，“历世载德，潜而未耀”。王安国于康熙丁酉年(1717)中举，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以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广东学政(文化教育行政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监察部部长)、广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兵部、吏部、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组织部长、中宣部外交部教育文化部部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去世，享年64岁，乾隆皇帝赐白金五百两治丧，谥文肃。

一、为学之道——读书立品

孔子教导他的弟子：“为学之道，必先治其心”，就是说，读书要有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和精神。王安国认为，为学之道，重在读书立品。就是说要从书中吸取知识，获得感悟，树立品格。

王安国7岁由其父王曾禄“亲授经传，求训诂大义”，10岁能作文，有独立见解，19岁补博士弟子员第一。24岁考中举人，31岁中进士。中进士后，王安国拜访朱轼大学士，朱轼送他一句话：“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通籍就是进士初及第，意即做官。读书人做官后，最难的是不忘人的本性。王安国“退而自省，面惭发赤，由是立志坚定”。

乾隆十二年(1747)王安国任广东学政，经常亲自给学生讲课。他对学生说：“学，当识之于心，心见之行事，讲习讨论求其是耳。”广东学政署一度深锁，学士们难以见到学政，王安国到任后“整齐风教，扶树人才”，将院门大开，“凡诸生愿见者见之”，每次见到诸生，他都谆谆教导：“读书立品之要”，有时竟谈论整天才散。

学政署与明伦堂舍(学校)相通，王安国通过考校选取三四十位优秀子弟置于明伦堂舍西斋读书，工作之余，王安国都要给这些学生上课，“朝夕讲学如塾师”，并且为诸生“批四子书”，就是批改作业。“诸生有贫不能来学者，捐俸为膏火资，并赡其家，俾一志于学。”有交不起学费的贫困学生，王安国捐出自己的俸禄，给他们交学费，帮扶他们的家庭，使其立志求学。

王安国读书写作非常勤奋，《王安国墓志铭》有一段描述：“晏居退食，矻(kū)矻如老诸生，搦(nuò)秃笔管点窜丹黄，循行书簏，参伍钩索，不杂世事，门馆阒(qù)然。”是说，王安国闲居在家时，读书写作，那种认真勤奋的样子就像一个老秀才，拿着一支红笔在那里点校，遇到写错的地方，又用黄笔涂了重写。有时还拿出书箱翻查资料，参考验证，钩沉史迹。他从来不参与外面的杂事，所以门庭萧索安静，无人来扰。

王安国“平生所著述多散在生徒朋游间”，他想“收拾遗文，拟付梨枣(刊印书籍)”，因过早病逝，“亦未得如愿”。

二、为父之道——言传身教

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而父亲怎么教育子女?最佳方法莫若言传身教。

乾隆十一年(1746)，王安国服父丧孝满回到京城，此时他的继配徐氏去世，儿子王念孙才3岁，52岁的王安国不再娶妻，携子同到京城，父子相依为命，同寝一床。王安国经常将念孙带到办公之处，在桌旁教念孙读书写字。人们见到王安国这样辛苦，以为他难以忍受，而王安国“处之晏如(安然自若)，始终不渝，其有乐于此耶”。

王安国去世时，王念孙才14岁。病重时，王安国将王念孙叫到身边，告诉他：你祖父(王曾䘵)临终时，你母亲怀着你，你祖父“顾而叹曰，吾年七十余，未抱孙，幸生男也，当以吾意命之”，所以你出生后取名念孙。三年后，你叔父生子，取名贻孙，也是体现你祖父心意。如今我王家，惟你兄弟二人年幼，我不能长命以养育你。可喜的是你很聪明，我所害怕的是，你不能守先世的德行。“汝父官至正卿，德薄任重，进退之际，难以自责，上负圣恩，下辜民望，顾私心所自，幸稍安者，守不变耳。”意思是说，你父亲我，官至执政大臣，德行浅薄而责任重大(自谦)，在进退之时，很难责备自己辜负了圣恩民望，想到让我觉得心安的原因，是我守着先祖的德行而不变。王安国继续说道：我小时候，你祖母对我教育很严，后随你祖父读书，邪恶的东西，耳目不加接受，到中举入都，气质已定，此后与人交往，能坚守本性，这是缘于你祖父母的教育。王安国现身说法，让王念孙“谨泣而志之”。

三、为子之道——事亲至孝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孝”，就是“善事父母”，包括“事生”和“事死”两个层面，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延伸，它表达了子女对父母的敬重和思念。王安国是一位非常讲究孝道的人。

《王公行状》中记载：王安国“年十五，辄付以家事，家故贫，公授徒给养，不以米盐烦亲心”。就是说，王安国15岁时，就管理家务，不让父母烦心。

王安国在广东任巡抚时，其父已经70岁了，他不忍远离父亲，于是奏请皇帝，迎养父亲到身边。乾隆皇帝恩准，赐貂皮和纻布，并赐诗一首：

宪府峨冠际，岩疆驻节初。仁风敷岭海，爱日永庭除。

紫风忻衔语，斑莱试舞裾。更希臻上瑞，举世乐华胥。

(因诗中有“爱日永庭除”，王氏家族遂将堂名“三槐堂”改为“爱日堂”)。

在广东，王曾䘵多次告诫王安国：“汝以重臣出抚，当为国家计久远，制节谨度，以身先之，简廉能、黜不肖”。意即：你以重臣的身份担任广东巡抚的职位，一切要以国事为重，你当节俭克制，谨守国家各项法规，率先做出榜样。要重用选拔廉洁而有才干的人，罢免那些不肖之人。王安国惕然受教。

王念孙回忆他父亲王安国，“为人严厉，不苛言笑，而侍父母左右则和愉可掬，尤务得其欢心”。王安国任广东巡抚，将父迎养到广东，“虽公事烦剧，朝夕必至寝(父亲的房间)定省(问安)，陈述日所行事，王父色喜而后即安。有大事禀而后行”。

王安国闻母丧，“一痛几绝，呕血数升，后遂有血症(吐血症状)”。丧父其间，“哀毁骨立(形容因过度悲伤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遵礼制，不用浮屠(不做佛事)，不鼓乐，不饮酒，不处内(不居内室)，杜门(闭门)读礼不出户”。

王安国父亲去世后，“居京邸十余年，每逢佳节与高曾祖父母生辰，则仿古合食礼，布几筵相向(仿古代合祭礼，相对布置几个席位)，携王念孙焚香上食，自提壶酒，偏酌之。夜则罗列果珍，敬养如生存时”。“每岁诞日，涕洟(涕泪俱下)不食，不受庆祝”。

四、为人之道——耿直方正

王安国传、行状、墓志铭，对王安国为人的描述都用到“孤介”一词。这个词现代人很少用，经查字典，“孤介”的意思是：耿直方正，不随流俗。

王安国孤介的品格，与他父亲的教导有关。王安国父亲王曾禄临终遗嘱：“我死惟先人故书及此箪瓢况味，风月真趣，以贻后人。毋或失坠，或杂以流俗气习，非我子孙也。”意思是说，我死后，只有祖上传下来的遗著以及简朴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真趣给后人，希望你们不要失去这样的传统，如果混杂那些社会流俗习气，就不是我家子孙。王安国可谓终身奉命。“自官巡抚，至入为尚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是说，他身居要职，衣食和日用品始终保持原有水平。

《国史列传》记载：“九年(1744)正月，晋(升)兵部尚书，寻丁父忧(遭逢父亲丧事)，广州将军策楞奏，王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资，与护巡抚讬庸等助银回籍”。一个即将任兵部尚书的巡抚，父亲去世，要将父亲灵柩运回高邮安葬，都无积蓄可用，要靠同僚们资助，可见王安国多么清廉。

王安国“清癯骨立，疏髯洒然，望之严气正性”，但与人讲话却很谦和。王念孙评价他父亲：“生平淡泊寡交，位通显门，庭阒寂萧”。位处显赫之门，但门庭寂静。“儒素馈赠，一无所受，燕会一无所预，请托不行，苞苴悉绝”。儒士馈赠，一概不予接受，宴饮会聚，一概不接受约请，以私事请托，不予放行，包裹礼物，一律拒绝。

王安国与人相处，心胸开阔，不论职位高低，只论事理，是个耿直之人。“入宫议事，虽至有不合，则反复致辩，或义形于色，而事过不稍芥蒂”。“平居意气相投，即一介士，必与谈论不倦，不自知其身之贵显也”。

《高邮州志》“王安国传”记述：王安国“居家孝友，三族之贫者，多蒙其惠”。王念孙回忆他父亲：对于家族中贫困、孤寡之人，每月都周济大米，以免他们的饥困之苦。

五、为官之道——守正敬业

王安国入朝为官30多年，深受雍正、乾隆皇帝的信任，也得到大臣们的敬重。他从翰林院编修，到广东学政、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领广东巡抚，最后为兵部、吏部、礼部尚书。为什么王安国能成为朝廷重臣?这是因为他恪守正道，勤政敬业，政绩显著。

王安国任广东学政时，从整顿下属教官入手，扶正风气，培养人才。要求“教士之官，当以身率”，“教官要钱则无以为范，而士不服”。有下属教官以补廪生(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学生)，向当事人索要钱财，王安国“遂参劾之”。朝廷评价王安国在粤督学“丰采峻厉，志行清洁”。

王安国在广东任职时间长，深知广东的风土民情，政绩突出，因此朝廷任他为巡抚。得知王安国任巡抚，“那些平素不廉者，各自危，或早解组而去。而穷乡僻壤之民，无不交相额庆”。王安国到任后，“与属下官吏约：宥往咎(宽恕以往的过错)，予自新，除积弊，禁侵渔，杜馈赠，锄奸恶，释冤囚，劝农兴学，吏治一新”。每逢岁熟春秋，王安国都坐着肩舆到田头，与老农交谈，问“岁丰欠，民疾苦”。官仓充裕，按过去惯例，官仓余粮可以分给地方官吏，王安国认为这不符合国家制度，坚决加以制止。王安国“任粤抚三年，未尝轻去一官”，他说，“自古才不易得，且官屡易而民不静，吏胥(小吏)滋伪，莫若频劝戒，使知所自励”。王安国认为，人才难得，经常调换官员，则老百姓不得安宁，反而滋生官员虚伪奸滑。最好的方法是经常劝戒，让官员能够自我激励。

王安国任刑部侍郎期间，逐一审阅审判定罪的卷宗，经常秉烛到午夜，了解案件详情，以至平反多起冤案。不久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安国行使监督权，知无不言，所进奏折，都是亲自书写，“端谨自书，未尝假人”。对不知道的事从不为了谋取正直名声而瞎说。

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巡抚周学健上奏朝廷，要在天宁山建龙王庙，请求朝廷拨款。时任礼部尚书的王安国否定了这一请求。其理由是“立庙必招僧以守之，建庙买田动项千余，夺民之耕，以奉游手(养游手好闲之人)，殊非政体”。这充分说明王安国为官心存百姓生计，反对浪费钱财。

乾隆十二年(1747)，王安国任大清会典馆正总裁。“会典”是记载一个朝代官署职掌制度的书，是官修断代式政书。以职官为纲，记录中央与地方官职制度沿革、法令典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都修会典，王安国主持修撰的是《大清乾隆会典》，“修辑之劳，不辞寒暑，博综古今，斟酌体要，越十年而告成”，王安国为乾隆朝行政法典的编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