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参加《史话高邮》的编撰比喻成一程跋涉，确实是做了一番推敲的表述。因为这一年半时间的编撰并不像想象中的轻松。我用光荣而艰难修饰这场跋涉似乎有些俗套，可是我不用光荣而艰难又无法用更准确更贴切的语言表达。

《史话高邮》可以说是高邮破天荒的一部书。全书一百余万字，九百多幅图片。既是“史”又不完全是“史”，她再现了历代《高邮州志》中“史”的确凿、真实，而又避开了史书叙写的干瘪、扁平的匆匆而过;她有“话说”的属性，但这种话说又不是散文的天南海北、信马由缰。具体说，“话”就是娓娓道来，文字要准确、简练，通俗易懂，还要津津有味。用市分管领导和特聘顾问的话说，既要有“史”的严谨性、准确性，又要有“话”的文学性、可读性。参加这样一本史无前例的大书的编撰，无疑是十分光荣的。

光荣是明摆着的事，正因为光荣才会有艰难。没有艰难的光荣就会成色不足，就会很廉价。

艰难的第一条是史料不足。我们参加编撰的五个人除有1990年版的《高邮县志》之外，还有七本《高邮州志》，分别是：明代隆庆《高邮州志》，清代康熙、雍正、嘉庆、道光、光绪五个《高邮州志》，还有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多本志书为我们提供了叙写高邮历史的大量确凿资料，虽然木刻版的州志流传至今已比较模糊，虽然古老的州志没有当代常使用的快捷搜索功能，但这不影响市志提供的原始材料的弥足珍贵。试想，史书都不可信还有比史书更真切的记录吗?然而史书毕竟是史书，她不可能给你具体、详尽的资料。以高邮古代邮驿记录为例，《高邮州志》对驿站规模和银两支出的记载都十分简洁，牌楼一座，屋舍几楹，如此等等。盂城驿年银两支出更是一言以蔽之：驿递通共额征银五千零九十四两五钱六分;盂城驿共征工食过关伞轿马价银一千四百九十二两六钱;界首驿共额征工食过关伞轿马价银一千四百一十三两六钱。驿丞十四两八钱，驿夫七两四钱。

仅史志这些内容要想展现古盂城驿的建设、发展，驿站的功能和价值，驿站的规章制度和运行状况，驿站几百年的兴衰变化等等，显然远远不够。邮文化是高邮的主要特色文化之一，为更多更全面更鲜活地再现盂城驿及高邮邮文化的历史风貌，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搜寻努力，从中国古代邮驿史中查找各朝代邮亭邮驿设置状况、运行体例和规章制度、由盛而衰的原因分析等，凡和高邮邮亭邮驿有关的照单全收;从《大明律》中查找与驿站递铺有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从西周生(胡适认为这位西周生即康熙九年在高邮为幕宾的蒲松龄)的章回体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中，查阅到发生在盂城驿的人物故事，虽为小说，但驿站生活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条分缕析、爬梳剔抉，然后著成篇章，这真正地如一步步爬山、一次次蹚水的艰难跋涉。

在《史话高邮》的编撰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志书中的不当之处、矛盾之处，甚至直接是讹错。还以“邮传千秋”一卷为例，盂城驿何年为何人建?古代几本史志皆众口一词，是明洪武八年(1375年)为知州黄克明所建。然“州志”同时记载：黄克明，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同乡)，明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年为高邮知州。洪武三年，知州赵原，洪武四年至五年为陈节，洪武六年至十二年为李X。这就是说盂城驿如果是洪武八年建设，那就是出自知州李Ⅹ之手。但是，盂城驿建设这样大的业绩，知州李Ⅹ的名字怎么能不留下呢?黄克明离开高邮已经六年，盂城驿建设应该和他扯不到一砖一瓦的关系。查阅与盂城驿建设年代最近的隆庆《高邮州志》，追寻为什么要说是知州黄克明所建的缘由，“州志”只是明白地记载，并没有说明。我们没有其他证据否定史书，我们只能下功夫去研究史书为什么这样记载。我们发现，说黄克明在任建设盂城驿，那是有很多理由的。首先，朱元璋十分重视邮传事业，建国才二十多天，就号令全国加强邮驿建设，保证邮路通畅。在这样一个朝廷高度重视的背景下，黄克明作为一方知州，着手于南门外建设盂城驿，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相反，如果黄知州在高邮任上两年没有动作，作为一任从五品官员的政治敏感还在何处。次之，高邮盂城驿地理位置特殊，是连接下河的水马大驿，没有一个一定规模的驿站，或者说元末战争毁伤了驿站，知州置若罔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再次，盂城驿位于南北交通节点，南下北上的官员多有投驿居住，而驿站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如同当代曾经繁华的政府招待所，它体现一任地方官的政绩、作为，黄克明这样一个聪明人，怎可能不在驿站建设方面花功夫、下气力。再者，黄克明是朱元璋的同乡，他跑工部、兵部(驿站属兵部管理)等处，为辖地争取一些政策和资金是完全可能的。且史书记载，黄克明在高邮除新建驿站外，还兴建了州署衙门，恢复兴建了被元军战火毁坏的学宫，又兴建了杏坛、青云楼，修缮并加固了城墙。由此观之，史志记载盂城驿是洪武八年由知州黄克明所建的原因，应该是在黄克明任知州时制定了盂城驿建设的宏伟蓝图，并实施建设了驿站的主体部分。盂城驿主体部分及附属设施达一万多平方米，按明代的建设能力，不可能在两年多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故后任官员对驿站工程进行跟进补缺，直至洪武八年盂城驿才全面竣工。如果这样理解，州志记载应该是合理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高邮人一直引用的秦“筑高台，置邮亭”，遂称高邮，原文是秦“始筑台，置邮亭”。还有高邮“周邶墩”遗址，高邮一直这样称，省文物局也依高邮申报，批复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查“州志”，应为“周邱墩”遗址。邶，周代诸侯国名，这个字很冷，用在高邮实在不知何意。邱的古体字下面一横印刷不清，就像“邶”字，故这次我们编写组推断确认为这是“邱”字。如此仔细斟酌、推敲，虽有爬山蹚河跋涉之难，倒也有越过与攀登之趣，更有达到境界之喜。

跋涉的艰难还包括撰写成篇时对文字的打磨推敲。第四章原题“邮驿文化”，初看尚可，细想并不当。邮驿可理解为“邮”修饰“驿”，这就过度突出了盂城驿站，题目不能涵盖邮亭、集邮、现代邮政、当代物流，等等。经反复推敲、比较，最后确定为“邮传千秋”应该是十分贴切的。

《史话高邮》是一部全面反映高邮文化的大作，编撰时的审慎是空前的。就如统稿、校对，先自校，再互校，后轮流校，一百万字，先后用去五个月时间，虽然知道校对如掸尘，文字的事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每一个参与编撰的人都希望“漏网之鱼”少点、再少点，争取各篇章好点、再好点。

一年半时间的编撰，恰如一程光荣而艰难的跋涉，感慨良多，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