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为迎接大反攻与盟军可能的登陆作战，苏中主力部队新四军一师一旅、三旅全部渡江南下，开辟与恢复苏浙根据地，留在苏中的主力兵团，是刚刚上升的6师18旅52团，这是沙家浜36个伤病员发展出的部队。面对苏中敌人的密集调防，52团能担负起使命吗?

1945年4月，日军命令原盘踞在宝应城的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2团马佑铭部，驻防兴化南面的周庄，以封锁、分割和蚕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当时，由于日伪在苏北进行大的部署调整，东沿盐城、海安公路，西濒运河的各条交通线上车船簇拥，旗摇马嘶，日伪军大肆烧杀抢劫……眼看夏收在即，风声日紧，一时人心惶惶。为了保卫和巩固我们苏中与1分区根据地，我们决心给予南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一)

我们原打算在宝应附近的运河线上打他一仗，后来因为情况变化没有打成。这次马佑铭部伪军要调防，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们就要从这个少将团长的头上开刀，决心在三垛河边的公路上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我们把这个决心报告了苏中军区首长，并要求将已上升为苏中主力兵团之一的我18旅52团调回参战。我们的这个决心正符合军区领导的意图，因此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同志和政委陈丕显同志立即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命令52团、江都独立团，再调来3分区特5团一起参加战斗。由我(当时任18旅旅长兼1分区副司令)负责统一指挥，并配给我们1部电台，规定每两小时通报一次情况。此外，军区首长又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着重说明敌人气焰嚣张，要我们坚决地打，不要轻敌，务求全歼。

我们本着这些精神进行了准备。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地形——给马团寻找墓地。从宝应到兴化一定要走高邮，再经过三垛河公路，由西向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这条公路上选择哪段打对我有利呢?可以有两个地段：一段是三垛镇以西到二沟，共15里。这里公路两边的大村庄很少，不容易隐蔽部队，可掩护出击的河沟也不多，而且离高邮县城只20多里，便敌增援，封锁消息比较困难;一段是三垛镇以东到河口，共30里。这里沿河村庄较多，可以作为伏击战场的地段有7里多长，路中间只有河北紧靠公路的一个新庄。

房屋已被日军烧成断墙残垣，能够被敌利用，但掩护我出击的河沟却有10条左右。这里离高邮和兴化两县城各有40多里。所以我们就选定了后一地段，在从新庄到野徐庄的7华里狭长地带上布置了一个伏击聚歼马团的“口袋阵”。

接着我给各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江都团由团长林辉才同志率领，埋伏在三垛河以南，河口镇以西，协同52团消灭河道与公路上的敌人，同时准备阻击可能从兴化和河口西援的敌人，牢牢守住“袋底”，决不让马团东逃。我旅特务营由营长成建军同志率领，在河北三垛以东，准备阻击可能从高邮东援的敌人，把守好“袋口”，不让马团西逃。52团由团长张宜友同志指挥，在公路北边的袁舍到野徐庄一线隐蔽下来，一旦打响，就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线杀出，把敌人消灭在公路上。特务团守卫在河南，严防敌人南窜，并以火力支援北岸，相机过河歼敌。全军的阵势是严密的。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52团还颁发了战斗英雄条例，号召大家杀敌立功。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怀着对敌伪的刻骨仇恨，个个摩拳擦掌，表决心，争取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一致表示：准叫敌人有来路，没有去路，吃掉马团，争取立功;打个漂亮仗，迎接大反攻!各团召集连以上指挥员研究具体打法，并带领部队进行了战斗演习。

4月27日拂晓，参战部队秘密开进阵地。三垛河一带是我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地形熟，群众条件也好。我们一到，驻地群众听说新四军要打敌伪军，无不拍手称好。家家户户腾房让铺，给部队隐蔽休息。许多群众帮我们准备船只和战斗用具，绑担架，烧水做饭，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们保证，决不走漏半点消息。民兵们还放了秘密警戒，防止坏蛋活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敌人，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公路上行人不加盘查，表面看来似乎“风平浪静”。人民群众的深情，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这一边了。

我的旅指挥所设在河南边俞迁庄北端的民房里。参谋人员进屋后，在土墙上扒开几个瞭望射击孔。伏击部队也各在土墙上取下几块土坯布置火力。从指挥所向北面望去，眼下弯弯的三垛河，由于这几天正是雨后初晴，河水满满的。离河的北岸有60米，赤裸裸地躺着一条与河身平行的公路，没有一原树木遮挡，东西七八里一望无余，尽收眼底。公路北边，则是星散的村落和一片闪亮的水田，农民已开始把嫩绿的秧苗插在田里，有的地里种着麦子、蚕豆，也已长得很高，成了我军隐蔽的“青纱帐”。这是多么美好的河山，多么有利的伏击地形啊!

(二)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只等敌人钻“袋”了。可是敌人就是迟迟不来。是敌情不准吗?不，我们的情报侦察工作是十分周密可靠的。早在马团离开宝应前几天，宝应地下党即向我们送出情报：伪马佑铭团即将调防，连日来，宝应城的官僚、地主正在轮流设宴为他饯行，马佑铭得意忘形，日夜打牌醉酒，他的部队则急于整顿行装，大街小巷，马乱兵慌，预料二三天内就将出发。

25日下午，马团离宝应开始南下。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行动情况、兵力和武器装备，我军和地方干部在马团调防必经的路线上，布下了侦察人员。有的通过高、宝两城的内线关系，及时将情报传到部队;有的化装进入沿途城镇，观察敌人动向;有的伏在运河堤边，侦察敌情。我们还专门派了高邮独立团团长张波亲率1个连，带着电台，秘密活动到高邮城区附近，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除了在三垛镇附近派出侦察组外，还指示参战部队派出干部，化装成农民到田间劳动，进行观察。

生龙活虎似的战士们，昼夜隐蔽在老百姓家里，不能外出一步，时间长了闷得发慌，好像手脚发痒。他们咬着牙说：这又是一笔账，要跟马佑铭总算!班排长看到大家难熬的表情，不得不临时编造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来同大家消磨时间。但是故事往往被一系列的问题打断:“排长，你说敌人什么时候来?会不会走另一条路呢?”“等了一天了，总不会白等吧?”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懂得这一仗是多么重要。仇恨激怒着他们，胜利吸引着他们，革命的责任感鞭策着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各级指挥员差不多都是这样回答:“准备着吧!敌人一定会来的!”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有些发急，瞭望孔里时时射出搜寻仇敌的眼光。27日等了一整天，不见敌人踪影。

28日，太阳当顶，两个侦察员急急忙忙跑来报告：由宝应南来的敌人在高邮停了几天，今天早上离开高邮东窜，现距三垛镇只有四五里路了!我的心扣得紧紧的，立即通知各团，注意隐蔽，加强对敌监视。不久，各团报告了他们准备的情况，通话刚结束，又得侦察员报告:“河面上发现敌人3艘汽艇，拖着20多条民船!”我站起身来瞭望，并立即摇动电话机，向各部通报敌情。估计到部队的焦急情绪，我特别加了一句，未得命令，不准开枪!

果然，河上“卜卜、卜卜”的马达声由远而近，由于南岸水深，汽艇调过向，直冲我们而来，越来越近，最近时距我们只有10多米远，连敌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船上载着5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第1艘汽艇刚过去，接着第2艘跟了过来，艇上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伪军军官在谈笑。忽然有个家伙指着我们这里诧异地问道:“这些墙上怎么开了那么多洞洞?”我吃了一惊，但接着就有一个家伙轻蔑地说:“天热了嘛，开些窗洞好通风啊!”说完，这艘汽艇也滑了过去。我松了一口气，暗暗地骂道:“你们说得好，等一会儿还要在你们脑袋上开几个洞洞!”

3艘汽艇拖着20多船辎重泛着水花刚刚过去，公路西头已经扬起尘烟，公路上的敌人来了。原来，伪军师长刘湘图一向把马佑铭视为爱儿宠子，马团是他们的一张“王牌”。这次调防生怕半路上有什么好歹，临时请求日军保镖。日军也向来器重马贼，但又觉得他总是中国人，虽有几分信任，也不得不防他三分。这次行动，正想作些监督，苦无借口，恰巧刘湘图请上门来，心中暗喜，立即派遣刚从高邮湖西“扫荡”归来的山本旅团合川大队的2个中队和1个小队护送。

马佑铭对敌寇老子和上司的器重十分得意。他自以为部队装备好，几次和新四军交手，都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又有日军做靠山，除了指挥自己的3个营外，还指挥驻河口的1个伪军营，这次调防还有日军护送。所以他十分骄横，根本没有把苏中军民的力量放在眼里，竟以4路纵队的密集队形行进，看来毫无战斗准备。每个伪军营后面跟着日军1个中队，全队前面只有一个伪军班和一个日军小队担任搜索任务。全部约2000人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走到新庄西头附近，因公路有缺口，部队停止前进20多分钟，临时搭桥，后续部队不断赶了上来。这对我收紧“口袋”更为有利。

下午3点多钟，全部敌人乖乖地钻进了“口袋”。“出击的时候到了!”我一声命令，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轻、重机枪，手榴弹和我们兵工厂制造的小炮一齐怒吼，埋伏在南北两岸的指战员，把仇恨的子弹、手榴弹、炮弹，像狂风骤雨一样地射向敌群。化装在田野里劳动的干部也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向敌人射击。沿河上下一片爆炸声。

敌人的3艘汽艇首先遇到了阻击。但敌人借着船板掩护，一面顽抗，一面割断牵引民船的绳索，开足马力，企图突破重围。我江都独立团的英雄们哪肯放过它，便集中火力射击。52团3营的勇士们也展开侧击，一艘汽艇因钢板较厚没能摧毁逃脱外，其余都瘫痪在河里不能动弹。艇上的敌人纷纷钻出舱口，撕掉衣服，跳到水里，企图泅水逃跑。在水网地区发展起来的江都团战士们，个个熟悉水性，在冲杀声中一齐投出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下水去，在飞溅的水花中和敌人追逐肉搏。凶狂的日军仍垂死挣扎，挥动着明晃晃的刺刀，“哇哇”地向我战士乱扑，满河刀光闪闪，鲜血染红了河水，许多日军成了浮尸。北岸的日军纷纷从公路旁跳下河，两脚陷入淤泥，愈拔陷得愈深，成了我南岸射击的活靶子。我们的战士，犹如水上蛟龙，一会在水上，一会儿在水中，既英勇，又灵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不禁抓起电话筒，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

在公路上的敌人，遇到我们突然猛烈的袭击，队伍大乱，大都趴在公路上滚来滚去。但是公路北边是泥泞的水田，南面是宽阔的三垛河，隔岸还有特5团射出的密集火网，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公路上既无地形可利用，兵力、火器又无法施展，伪军与日军在我军火力网下互相冲撞。他们正在喊爹叫娘的时候，我伏击部队已经插上来，一下子把公路上的敌人截为数段。两个日军中队和全部伪军建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于是我方展开了政治攻势：“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马佑铭的伪军，大都已顾不得日军的疯狂辱骂，纷纷缴械投降，只有少数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奴才和日军还在顽抗。但最后也大部被打死或打伤，有的跳河，有的拐着脚逃向新庄。前后只一个半小时，公路东段的歼击战就已基本结束。

走在最后压阵的1个日军中队和200多名伪军，被我特务营一压，立即丢下几具尸体夺路抢占了新庄，和前面逃来的日伪军会合，凭着一人高的断墙，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以掷弹筒弥补死角，集中向我射击，妄想固守待援。我52团1营由北面跑步抢占新庄，被小河阻挡，一时未能通过，却被先占新庄的日军以火力阻在开阔地上。日军用火力将我军借以隐蔽的麦子、蚕豆全部扫断，企图给我1营以致命杀伤。我1营教导员汤江声同志、1连指导员和一些战士血洒沙场，光荣献身。3连指导员也身负重伤。在此紧急情况下，2连连长立即组织突击小组，拖着用绑带结成的绳索，在掩护下强渡小河，接着全连一齐扑上对岸。

2连过河后，冲上庄头，投出一排手榴弹，抢占了两间破屋。日军一看2连来势勇猛，妄想趁其立足未稳进行反扑。一群日军拿出所谓“武士道”精神，脱掉上衣，敞开长满黑毛的胸膛，端着刺刀“哇哇”地狂叫着，向我2连阵地猛扑过来。2连的勇士们面对日军的凶残，毫无惧色，不但没有后退半步，而且也挥动刺刀向敌寇冲杀过去。双方肉搏拼刺，杀得难解难分，血流遍地。我2连的英雄战士海有鱼同志，肚子里插着鬼子的刺刀，而他的刺刀却把鬼子死死地钉在墙上。他英勇牺牲了，但两眼还圆睁睁地怒视着那个敌人。

日军见反扑不成，又以最后的兵力投入搏斗。2连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时正好以阳澄湖畔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1连及时赶到，立即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站稳了脚跟。但狡猾的日军却又组织火力封锁我1、2连后路，断我增援，展开了连续的一次比一次凶猛的反扑。1、2连的100多把刺刀在英雄战士们的手里勇猛挥舞，把把刺刀上沾满了日军的污血。刺刀弯了，掉转枪托来砸，枪托坏了，手榴弹敲。有的战士冲过去和敌人扭在一起，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了，干部接过他的枪向敌人冲去。干部牺牲了，战士主动代替他们指挥。指战员冲入敌人阵地，夺下敌人打得发红的机枪，缴来敌人烧得烫手的掷弹筒，迫使困守新庄北部的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向南退。

最后围歼新庄残敌的总攻开始了，52团3连和特务营赶到了，江都团的1个连也赶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把固守新庄南部的敌人紧紧包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一片冲杀声。这时天色已近黄昏，盘踞高邮的日军已分两路来援，隐隐传来了小钢炮的轰击声。52团参谋长胡乾秀同志组织好炮火，三长声军号一吹，集中地向庄上轰击，顿时火光冲天，大地也抖动起来。剩下的30多个日军，眼看着自己命运危在瞬间，不得不扯掉太阳旗，跳出断墙，赤裸着上身向西面突围逃窜。充满仇恨的战士们，瞪着发红的眼睛，狠命地追逐射击。2连的一个战士从逃跑的日军中抓住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毛胡子回来。这家伙不肯投降，最后倒毙在河边上，满嘴啃着泥沙。

(三)

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一场激烈而又漂亮的伏击战胜利结束了。战场上到处横着日军和伪军的尸体，还有很多轻、重武器。在公路旁，蜷缩着近千名伪军俘虏，他们个个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无神的眼光呆呆地望着薄暮笼罩的三垛河。河里停着的两艘汽艇和20多条木船，满满地载着从人民手里掠夺来的财物和辎重装备，还有几百两黄金。水中乱七八糟地漂着日伪军的尸体，还有破烂的“兽皮”和残缺的太阳旗。

当我们押着日军和伪军俘虏进到后方的村庄时，庄头和路边拥挤着许多男女老少，他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自己的队伍，庆祝我们的伟大胜利。当一长串日伪军迈着蹒珊的步伐，经过他们面前时，人群中立刻发出了切齿的咒骂，不少人伸出拳头，向这些害人虫讨还血债。在清查俘虏时，我们在负伤的伪军中发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就是少将团长马佑铭，此刻已气息奄奄。

这一仗，我们全歼日军240余人，毙伪军600多人，俘虏伪军958人。日军山本顾问、伪军团长马佑铭等也都成了我军的俘虏。缴获轻重机枪、步枪1009余支，各种炮16门，大批弹药和物资器材。

本文选自《新四军·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6页，请原作者或有关单位联系我们，以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