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泽中学有位资深的集邮爱好者，不显山，不露水，20世纪初，由于他父亲从上海迁居到苏北地区的水乡临泽镇。时常与外界亲朋好友以及以前做生意的伙伴互通信函，因此，任玉堂10岁开始收集邮票，继而一发不可收拾，集邮成了他的终身爱好。

任玉堂，1920年出生，父亲曾是德国拜尔公司在上海的“洋买办”，小时候家境殷实富足，一直过着较为优越的生活，他从小就努力上进，好学不倦。后因时局动荡，家境日渐中落，凭着家庭仅有的老底子，任玉堂一口气读到师范学校。就在临毕业的那年(1936年)，江苏省教育厅第一官员周佛海乘汽艇路过高邮，被夕阳下的西门宝塔美景吸引，并登岸观赏。陪同他考察的官员提议，可以就近去高邮师范看看。当周佛海在学校见到应届毕业生任玉堂的时候，说他个子太小了，还不能上讲台授课，要求全班再读一年。学生听到此消息后，有些竟放声哭了起来，好不容易就要工作拿薪水了，又要白白再等一年……后来此事成了高邮教育界的一则奇葩趣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毕业后的任玉堂回到临泽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在抗战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弃笔从戎，加入了新四军队伍——苏中二军分区，实现了好男儿保家卫国的军人理想。很难想象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的瘦小文弱书生，胸中竟有家国天下，继而不顾生命安危投身革命。任玉堂加入了新四军后，在部队当会计，为部队管理日常账目。

1946年底，任玉堂继续随部队北撤，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兵站供给处会计(正连级干部)，依旧战斗在后勤保障战线上。冒着枪林弹雨四次渡过黄河，不断经历身边的战友倒在敌人炮弹下的场景，但他毫无畏惧。有时部队夜晚急行军，必须轻装上阵，要求战士们把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扔掉。为了不拖累队伍，情急之下，他把保存多年的集邮簿大部分也给放弃了。战友们在替他惋惜的同时，也取笑他平时省吃俭用，把生活津贴大部分都买了邮票，到头来还是给打了水漂。早知如此，还不如请大家一起打牙祭呢。

新中国成立，任玉堂从荣校治好病后，组织上跟他说：“你的关系在扬州，你就留在扬州工作吧。”他向组织要求：“家中父母年岁已高，没人照顾，加上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前在家乡做过教育工作，希望能回到家乡做一名教师。”组织上尊重了他的想法，正好赶上三垛中学建校，他就成了三垛中学的首批教师。

1957年，临泽中学建成，他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作为建校元老，任玉堂一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自己是抗日牌老革命。以至于临泽镇政府敲锣打鼓地到他家门口来慰问光荣人家的时候，都误以为他家还另有个大儿子在部队服役呢。

任玉堂在临泽中学教导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一年多，认为自己还要继续学习，就主动让贤，推荐高邮中学的朱维仁老师来临泽中学接替他的职务。朱维仁来了以后，和任玉堂家是紧密邻居，但几十年下来，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君子之交淡如水”。任老性格内敛含蓄，喜欢听收音机，关心国家大事。但也注重锻炼身体，打乒乓球，下象棋，下围棋。有一次，临泽文化站负责人晏文辉的大儿子晏建武从五图河农场回临泽休假，手里捧着棋盘到处找人下围棋，打听了好几天找不到对手，后来登门找任玉堂老师，两代人在棋盘上杀了个痛快才算罢休。有一个小秘密，任老和夫人高老师有时会在周六晚上关起门来和几个老友玩一次麻将，这在当年算是最奢侈的娱乐活动了。

任仁是任老的儿子，比我大几岁，小时候我们就玩得好，推心置腹。他经常跟我比画德国拜耳的大温度计，记得是黄黑色的，将近一人高，这是他爷爷在上海当洋买办的时候留下的，一百多年过去了，照样好用，精准得很。任仁也在临泽中学当过体育老师，由于家里房子小，他一直睡在体育器材室将就，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为了和他一起早锻炼，也和他在器材室住过，后来他调到了高邮染化厂工作，我也到了高邮文化馆，经常早晨约好吃包子。有一件事我一直放在心里，那年我独自去川藏写生几个月，走以前曾经借过任仁一百五十元钱，几十年过去了，好像一直没有还，后来也不好意思还了，这件事在我心中由内疚渐渐发酵成了美好……有时候好朋友之间的“荒唐”也是很珍贵的。

任玉堂是高邮教育界的活化石，高邮三大镇三大中学的元老，总是走在第一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虽然是语文老师，平时却在代数几何中寻找乐趣，对自然科学也颇有兴趣。任老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多次获得政府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