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乡贤王永吉，在明朝曾任山东巡抚，官至蓟辽总督。明朝灭亡后，王永吉降清，顺治二年(1645年)授大理寺卿，顺治四年(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王永吉疏辞，被罢职归家四年。顺治八年(1651年)被重新启用，任户部左侍郎。王永吉罢职回乡期间，顺治六年(1649年)正值高邮特大洪灾，王永吉积极参与救灾，留下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高邮地处高邮湖畔，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历史上的高邮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据《高邮州志》记载，顺治六年(1649年)“北水大涨，南北堤决数百丈，民大饥。”“岁大祲，城不浸者三版。”“祲”指灾祸，“版”即“板”，古代筑城所用的板，每块高二尺。意思是，这一年为大灾，城墙只有六尺没有被淹掉。在这种形势下，归隐在高邮的王永吉为家乡做了四件事。

1、“吉自率仆夫手畚锸，亲为具食，百堵以完。”(《雍正高邮州志王永吉传》)王永吉率领他家的仆人，拿着铁锹和畚箕，到运河堤上堵决口，他亲自为仆夫准备食物，直到运堤堵口结束。

2、“六年，北水大涨，南北堤决数百丈，民大饥，邑人王永吉等募米设粥厂赈之。”(《雍正高邮州志·灾祥志》)粥厂是官府或地方富绅施粥以赈饥民之所，在大灾“民大饥”的情势下，王永吉牵头募集大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粥厂施粥救活了许多人。

3、“是冬，道殣相望，又蹩躠行道中，为郡国大夫、贾家、素封言状，必得请，乃就食，如是阅五月。”这一年(1649年)的冬天，路上到处都有饿死的人，王永吉尽心用力地奔波，向朝中官员、商贾大户，还有无官爵封邑但富比封邑的人家讲述高邮灾情，请求帮助，得到他们肯定的回答后，王永吉才去吃饭。如此奔波经历了5个月，募集了不少救灾粮食和钱财。

4、向南河工部上书，请求做好运堤修复工程。

顺治初年，清廷于运河沿线的通惠河、北河、南旺、夏镇、中河、南河各设工部管河分司，其职责是负责运河的治理，防治水患，确保漕运。鉴于高邮严峻的灾情，王永吉写了《与南河工部书》(载《乾隆高邮州志·艺文志》)，书中首先赞扬窑港口、杭家嘴两项工程做得好，可以立碑以纪。接着提出：“最险工程则莫急于界首镇之西堤。”这一段运堤，“石工破碎已极”，“上砌单石一层，下无底桩，内无寸土，随修随坏。”而“镇北的石闸，止有闸门壁立耳，闸西石工，半边崩裂已久，丈尺不多”。王永吉分析可能出现的后果：“及今不估计大修，直待彻底通穿，怒浪拍天，排山倒海，东堤立刻冲决，彼时塞决，筑堤工费当百倍之矣。”王永吉还提出：“至于九里以北、十五里桥以南一带，土堤里边都是野水，东风一起，浪洗堤根，日久年深，大半空陷，伏秋水涨溃裂，处处可虞。以上土石二工，专望留神躬阅亟行，所司作速估计，算作九年岁修，早报河台，募夫办料，采石积土，务于春水未发之前并工甃砌，迟则措手无及矣。”王永吉还给南河工部提出建议：“至于采石，必须厚阔长条，方算丈尺”，不能像窑港口那样，堤石以细碎充数，既难齐缝，又费石灰。要严肃交待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如果采石不达要求，按“侵欺之律”申究。筑堤取土较难，王永吉建议像车逻镇那样，在“河堤四五丈之外，划一界址，约定阔狭，督令募夫挑成一沟，就中取泥，运至九里，以为帮堤之用。”最后王永吉说了8个字：“仰候采择，无任虔祷”。就是希望南河工部能够采纳他的建议，他非常真诚地期盼着。

王永吉在写《与南河工部书》前，以对家乡一片深情，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问题看得准，分析透切，所提建议切实可行。同时王永吉虽然退隐在高邮，但他毕竟任过大理寺卿，曾擢工部右侍郎，所以南河工部一定会认真对待王永吉的《与南河工部书》。虽然我们不知道南河工部是如何答复王永吉的，但我们从《雍正高邮州志》中可以查到一段记载：“国朝顺治八年，总河杨芳兴大挑漕河，募民为之。”《与南河工部书》大约是大灾后顺治七年(1650年)写的，第二年就大挑漕河，即开始运堤修建工程，说明《与南河工部书》对运堤修复工程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永吉为高邮做了一件大好事。

顺治十六年(1659年)王永吉去世，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秘书院侍讲的太仓人吴伟业为王永吉撰写了《少保大学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铭》(神道碑是指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碑，该碑铭载于《扬州足征录》中)，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高邮大水，捍灾患有功。”王永吉救灾高邮，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