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崭新航程。回首当年，高邮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在改革的初期，“大包干”责任制从禁锢、限制到放开、鼓励，从零星“偷偷摸摸”探索，到面上全面推广，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了高邮大包干“第一村”——原马棚镇杨沟村5队（现为马棚镇阳沟村8组），重温我市第一个“大包干”责任制诞生的过程 。

原马棚公社杨沟大队第5生产队，坐落在马棚、界首、周山“三社”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贫穷落后。全队20户人家，至1980年底，平均每户欠债804元，十年平均每人分配收入42元，比当时的年基本生活费还少10元左右。

经济落后导致干群情绪低落，生产干部没人肯当，变成轮流“坐庄”、“走马灯”，10年换了8个队长、5个会计。到了夏、秋大忙，还要雇工种田。1980年秋季，生产队里60多亩杂交稻没人收割，秋播种麦也没人肯干，眼看生产队就要垮了。

当时的大队支书郭连兴面对以上情况，心急火燎，彻夜难眠。出路在哪里？他一边挨家逐户与干部群众商量，一边听广播，了解上面的政策和外面的形势。他敏锐地感觉到：“一大二公”的体制，让干与不干的一个样，干好干坏的一个样，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随着有关政策放宽，加上听说的“小岗”村经验，他们决定大胆试一试、闯一闯。

于是，郭连兴“偷偷摸摸”与干部群众商定，先把已成熟的稻田分给劳力收割，把麦田划给各户去种，实行联产承包。这一试，效果非常好，不仅产量大幅提高，而且年终收入翻番，真是“责任到人，干部不烦神”。尝到甜头的杨沟人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又借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干脆搞了“四定”的大包干。

一是定承包户。全队原有20户，其中五保户1户，老年分居的3户，有劳动力的16户。经民主讨论确定，除五保户不应承包和老年分居应与子女合并户头等4户外，生产队同有劳动能力的16户确定承包关系。

二是定承包土地。全队实有耕地125亩，按照1981年农副业生产和品种布局规划，粮田84.76亩，分三种情况按人劳结合承包：在队整劳力24人，每人1.5亩；在队半劳力6人，每人1亩；在队非劳力和在社队办务工的劳力计50人，每人0.8亩。棉田和其他经济作物计40.51亩，按承包粮田的统一比例划分到户。

三是定承包产量。对粮棉油分别定产量或产值。粮食定产，以公社下达的指标为依据，参照本队前三年平均产量，定年单产1000斤，总产84760斤。棉花定产，每亩定皮棉80斤，总产2653斤，以每斤1.5元计算，定产值3980元。油菜每亩平均定产80斤，总产2376斤。

四是定承包上缴。依据上述定产，根据当时分配政策，结合需要和可能，分别确定了承包农户上交国家和集体提留的粮、油、草、钱。粮食：根据各承包户承包粮田土质好丑和定产多少，每亩分别上交270至300斤不等，全队上交粮计25100斤，用于完成国家征、超购任务18000斤，集体提留7100斤，并规定各承包户分品种上交，小麦、水稻分别占40%和60%。油菜籽：每亩定上交20斤，计679斤，用于完成国家油脂任务、集体耕牛饲料油和五保户口油等。稻草：随上交粮计算上交草，斤粮斤草。资金：（1）缴农业税731元；（2）仍由集体负责支付的水电费、牲畜保健费、管理费计650元；（3）集体必要的用工和干部补贴工折价1300元；（4）集体提留2628元。共计上交5309元。

群众高兴地把大包干概括为：“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转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全部是自己的。”

杨沟5队搞了大包干后，郭连兴心里还有些担不到底，当时，上面有争论，社会有议论，公社领导态度不明朗，但县里一位分管领导知道后，对郭连兴说，你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让群众吃饱肚子，多收入，这种办法就是好办法，不要动。县领导的话让郭连兴鼓足了勇气，增添了信心。

马棚杨沟5队率先在全县实行“大包干”，犹如星星之火，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并迅速在全县面上推广出去。郭连兴感慨地说：“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我非常自豪。实践证明，‘大包干’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得到了真正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内在活力，从而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拥护。”

从此，高邮农村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