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那个秋天，刚刚20岁的我，高中毕业，已在故乡的土地上劳作了整整两年半，从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锻练成了一个做得了各种活儿、吃得了各种苦的农人，还被公社“破格”任命为生产队副队长。

就在那年8月，还是炎炎三伏天的一个晌午，大队来了几个人，在老祖母那爬满青藤的凉棚里坐着，说找我有要紧的事儿。

当老祖母颠着个小脚，把我从距离十几步远的那座茅屋里喊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为我做上大学的推荐材料的。

那时候上大学，没有高考，都是从具有初中以上的学历、又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经过一定的文化考试，再推荐到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继续学习。这类学生，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工农兵学员”。

没想到，我所在的邓家大队就推荐了我。也许是我吃得苦、耐得劳的表现，也许是我担任的生产队副队长这一算得上特殊的身份……

负责做材料的，是教了十几年学的朱老师。除了完成固定格式的材料，他还请老队长安排三五个老农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谈谈我在回乡务农这两年多的表现。座谈会开好了，在那份记录了发言内容的材料上，各人都按上了红红的手印。

这过程，我是回避的，不过，我能猜测到，队里的几位乡亲——我称之为大伯的那些老农，一定是为我说了不少好话的。

大队推荐了，还要到片里，我们那片一共8个大队，只能推荐3个人到公社。全公社6个片一共推荐18人，作为公社推荐到县里的预选名单。我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在公社推荐的这18个人的预选名单里了。

过了些日子，为高校和中专学校推荐的我们七八十名插队与回乡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区里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笔试又分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语文考一篇作文，题目是《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数学考的是一张试卷。自我感觉，笔试还不错吧!尤其是作文，我把这两年半虽说艰辛却也充实的农人生活，洋洋洒洒地写满了一张纸。那也是一种情感宣泄了，几年不写作文，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回用武之地。

面试，在一间宽宽敞敞的大教室，由各自介绍在农村实践中的感受与体会。主考官是区里的一位领导，也是一位胸中颇有些墨水的文化人。我在面试的时候，实打实地谈起了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这两年多来的农人生涯，尤其是作为负责积肥和施肥的副队长，所经历的诸多辛苦和这辛苦中包含着的快乐和充实。听着我时而平静时而激动的叙说，那位主考官也似在不时地点头……

8月下旬，又接到通知，到县城参加体检。其他不怕，就怕眼睛。一次上夜工，在场上脱麦子，让一颗从脱粒机里迸出来的麦粒儿迸伤了左眼。当年冬季征兵体检，就因为这只眼睛只有零点4的视力，没有通过。好在这次填报志愿，我填的师范院校，对裸眼视力要求不高，主要看矫正视力。跟一位近视的扬州知青借了副眼镜，矫正下来，左眼一点零，右眼一点二。负责测试的一位护士说，行了，合格。这才算放下心来。

接下来，一边在队里上着工，一边等着结果。录取与不录取也就随他了。经过两年多农村生活的磨砺，我年轻的心变得坚韧，淡定了许多。

又过了一个多月，一个新月皎洁的傍晚，那挂在我床头的喇叭里终于播出了全县被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正式录取的名单，我被高邮师范学校录取。

我清楚地记得，1974年10月24日，我告别故乡，告别亲人，背着行囊，重新走上了一条求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