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先生年逾八十，他曾经是我的邻居、老师、同事、员工和老友，一生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从不与人计较(包括他的学生)。喜欢多事的人给他起了个“纪大呆子”的诨名，时常有人当面这样叫，他也不红脸，只是一笑了之，有时淡淡地说一句：“呆子自有呆子福。”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一辈子。

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纪先生和他的弟弟从县城来到我的家乡插队落户。生产队为他们新盖两间草房，就在我家隔壁，我们成了邻居。

第一次见到他，二十五六岁，脑门大片光亮，头发稀少，嘴里镶着一颗金牙，见人满面笑容。我们就这样相识了，对他也逐步有了一些了解：他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父亲原来是一名教师，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右派”，考大学自然没有了他的份，他们兄弟俩也是作为问题家庭子女插队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的。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的奶奶总觉得他们兄弟俩很可怜，隔三差五给他们送一点吃的，帮助他们做一些家务。他们的父亲不在了，母亲一个人在城里，有时他们上城看望，让我给他们看门。其实看门就是一种习惯，他们家除了生产队配置的桌凳、锅灶、床铺和他们自己带来的一个旧皮箱外，其它什么也没有。

在那个年代，农村师资非常缺乏，教育部门优先从下放知青中招收代课教师。纪先生有幸被选上了，还是当地一所高中学校的英语教师，更巧的是居然我还成了他的学生。现在想想他那时教学实在不容易，学生没有基础又不愿学，而他自己也是被赶鸭子上架，因而难免会出现尴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调皮的学生拿来一个英语单词“simpleton”(呆子的意思)，问他怎么读、什么意思。他随即查了英汉词典，但并没有回答，只是说了句：“等你以后学到再说吧。”

后来纪先生成了正式民办教师，也改教数学学科了，被调到所在大队的初中学校任教，我还成了他的同事。他的课讲得很好，大部分学生都爱听，但时不时有调皮的学生故意扰乱课堂秩序。我教语文兼班主任，当他感到棘手时，我会出面帮助协调和处理。

1977年，迟到的高考来了，我俩一起报名参加考试。他没有被录取，但并没有放弃学习，而是通过在职函授途径，很快取得了大专学历。

一晃纪先生都三十多岁了。这时虽然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但他还是因为父亲那点事未能如愿，更让人着急的是他还没有谈婚论嫁。这时有好心人给他介绍当地的一位农村姑娘，年轻漂亮，心地善良，但没有上过学，家庭出身也有点问题。他觉得跟自己很般配，没过多长时间就拜堂成亲了。不久纪先生就有了一双儿女，虽然不是招婿，但他搬到岳父家去住了，岳母给他们带孩子。生活的乐趣给纪先生带来了信心和希望，他平时努力工作，假日里帮助妻子做家务、干农活，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出台政策，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可以转为公办教师。这时对于家庭背景的限制已经基本没有了，纪先生是下放知青，年龄较大，工龄相对较长，工作实绩也不错，符合优先转正的条件。办完手续后，纪先生欣喜若狂，他叫来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在家里做了一桌菜，酒到尽兴时，他声情并茂地感慨道：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转正以后，纪先生工作更加努力了，不久便获得了中学一级教师资格。但是，他有一个深藏在心底的愿望，那就是能够回城工作，照顾年迈的母亲。这时的我虽然已经担任母校的领导，但没有能力帮他办成这件事，不过我让他调到我们学校来，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一所市属学校。他接受了我的建议，终于又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继续做他的老师，期间还被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教育布局的调整，我们学校被撤并，纪先生已经接近退休年龄，被安排到城郊的一所小学去任教。他也携妻子儿女搬回了老家，圆了自己为老娘养老送终的梦。

现在纪先生已经退休二十年，看上去头发已经完全没有了，牙也掉了，背也驼了，但仍然显得精神矍铄、笑容可掬。儿孙们都很争气，生活也无后顾之忧，但他还是不肯放下那份辛劳。妻子在乡下有块宅基地，他在上面种上瓜果蔬菜，春夏秋冬时常早出晚归，乘坐免费的公交上城下乡，左手一个包，右手一个壶，肩上还背着一个蛇皮袋;我也已经退休多年，有时下乡钓钓鱼、走走亲友，偶尔在车上或路上遇到他，这时总要寒暄几句，叙叙旧、问问好，我们俨然又成了一对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