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1945年12月任新华社兼苏中《人民报》特派记者的我凭亲身经历，亲见我方从将军到士兵、平民的一言一行，又现场采访了敌友我三方代表人物以及自己当年公开发表的战场速写《突破西城头》为蓝本素材，于2005年5、6月间写成“我采访了抗日最后一战”短文，寄发传媒，江苏、南京等地报刊书籍先后采用。7月下旬，承江苏电视台新闻中心邀请，南通电视台一摄制组相助，八十岁的我偕七十五岁老伴史越蛾(亦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老记者)重访高邮战役遗址。
2005年7月22日，我们顶着摄氏35度以上高温酷暑，由中共高邮市委党史办原主任肖维琪陪同，首先凭吊了高邮战役革命烈士墓。当我们拨开一人高的荒草见到烈士墓碑基石时，我们肃立致敬，沉思许久，感触良多，我们饱含热泪地对着烈士说“战友们!同龄(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兄弟，我们来迟了!向您们敬礼!”行三鞠躬礼。一方面感谢高邮市的党政军和人民把您们的遗骨从邮城内外四面八方归葬于此永留纪念；一方面缅怀这240位年轻有为的鲜活生命，为了抗日救国，为了百万高邮人民的解放，在漫长的十四年(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抗战已经全胜的最后一夜，你们不顾个人生死，和日本鬼子拼刺刀，打白刃巷战，不幸长眠异乡，连个姓名也没有留下来。我这个19岁的小记者，也就是当时您们拼死拼活救下来的侥幸者能活到今天，怎不百感交集？
此时此刻，陈毅作词的《新四军军歌》的第一句:“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在耳边响起，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陈军长说的一点不错，这些革命先烈，正是“光荣血战，高邮内外”，“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当地人民和党政军机关没有忘记也决不会忘记你们的英雄壮举，我们都刻骨铭心，永志不忘。你们为人民而死，比泰山还重，你们的救国救民之恩比海还深!说不尽的千言万语，是你们的永生精神激烈我执笔执言。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当年，个别变节分子当了汉奸，是民族败类，早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高邮战役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笔者虽不是军史专家，却以身体力行，亲历第一线，访遍我友敌，近又蒙粟裕、彭德清、谢云晖三将军的遗孀之助，提供战役指挥者的亲写诗文回忆，探得秘闻内情，公布于兹:
首先说说、张鼎丞、粟裕运筹帷幄，决战决胜。我们应该教育后代，永远记住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业绩。是张鼎丞、粟裕等华中五首长首先向中央提议发起，并且在粟、张谋划指挥下取得这次对日受降最后一个战役的全胜的。“8・15”日本以天皇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躲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匆匆忙忙“下山摘桃子”。不顾我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99%的伪军，后两年抗击64%至69%以上侵华日军的事实，却命令我新四军、八路军“原地待命”，让他的“国军”乘美式飞机和兵舰来接收他丢失的沿江沿海大中城市、重要军事要冲。一时间，宁、沪、京、杭接收大员争先恐后，纷纷上演“五子登科”(抢位子、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的人间丑剧。我新四军按中共中央，朱德、毛泽东指示，从9月1日到11月上旬已扫清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除徐州、南通、扬州、高邮等城以外的苏皖一大片地区。而高邮则是“运河大门上的铁锁”，蒋介石认为，既可阻我南进扬州，威胁其首都南京，又可充当发起内战的前哨，进攻两淮为中心的我苏皖地区，于1945年12月初，勾结降蒋的敌酋冈村宁次，密令日军90旅团626大队岩崎大佐以下1100余人和伪42师王和民部4000人筑堡固守，负隅顽抗。高邮城墙有10米多高，他们以为“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1945年12月3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曾山等华中党政军首长五人，审时度势，主动请战，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陈毅军长、华东局书记:“建议即集中(华中)野战军，攻占高邮……”(录自电文)12月5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中旬，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签发了作战命令，张鼎丞司令签发了政治命令。这之后，才有了我这个新华社随军记者于城东某地亲聆粟司令的作战令和张鼎丞的政治动员报告。我60年后仍记得张司令动员第七、八纵的首长们打完胜仗还要写稿。八纵队陶勇司令就坐在我前边不远，听他小声嘀咕:“大老粗，打仗行，写稿不行”，可军令如山，陶勇也只得遵命。
12月下旬，邵伯解放。粟裕司令从七纵赶来八纵，与八纵陶勇司令兼政委、彭德清副司令兼参谋长共同研究攻城部署。张鼎丞司令亲阅八纵的“作战命令”，并赞扬“写得好！”
“12月25日夜，八纵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冒雨发起总攻。68团首先以云梯登城，突破南门。64团3连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垣，遭日军猛烈阻击，突击队与日军反复冲杀，白刃格斗。击退日军多次反扑，扩大了突破口，主力随即入城，与敌展开巷战……”“至此，战斗胜利结束，共歼日军1100人，其中俘日军大队长以下19人；歼伪军3600人，其中俘伪42师师长以下3493人。从此，高邮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以上引号内文字引自《新四军战史》第八章第五节《发起高邮战役……》）唯歼伪军数有说4000人，略有出入。（近阅解放军总政原副主任周克玉专题近作也说4000人。)
粟裕大将（湖南会同县人)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79年曾有《抒怀三首》。其中有“半世生涯戎马间，平生志气在元元，(“元元”即黎民百姓)，得从战争学战争，江淮河汉往复还。”……其中这后两旬，自然包括他运筹帷幄、决战决胜的位于江淮之间的高邮战役―――这一气势恢弘，名标青史的抗日战争中的“得意之作”。所以，在我们江淮河汉间的华东和华中战场上的军民，到处歌颂:“粟司令打仗仗仗赢”，真是有口皆碑，用兵如神啊!我们的下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这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元勋、常胜大将，也不要忘记同是开国元勋、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等革命老前辈。
其次，再说说陶勇、彭德清以身许国，歼寇过千。陶勇(原名张道庸)湖北贫苦出身的老红军，是粟裕手下一个专打硬仗恶仗的猛将，在新四军“东进”途中率先“东进”到江苏东南部的江海之滨，解放了(南)通、如(皋)、海、启，直达江海之汇合地。而彭德清为福建厦门市侨乡同安人，亦出身贫苦，曾任陶勇司令的副手多年。全国解放后，陶勇与彭德清先后分任东海舰队正、副司令员等。高邮战役时，记者在城东部某村的总攻前的动员会上，就听到他们铿锵有力的应命:“敌人不投降，我们一定消灭他!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两人早已是以身许国的抗日名将。不幸，陶勇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彭德清1999年于交通部长任内逝世，他遗有《军中往事》，对高邮战役有如下详细回忆:
12月26日，“是日夜，天空黑沉沉，下着小雨，路面像涂上一层油，是一种不利攻城的天气。我纵队64、66、68团从城北、城东、城南三个方向向高邮城发起猛攻……。64团从西北方向攻击，一营一连、二连指战员、架起云梯从西城角的两侧向上爬，迅速跃上城墙……，一营营长邓若波(团突击队长)率领一连紧跟三连，巩固阵地，扩大战果……”。“战至26日下午4时，64团、66团和68团已合围日军司令部，在我炽烈的火力压制下，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终于次日凌晨同意向我军投降。”
彭德清又写道:“高邮战役，我军生俘日军独立90旅团626大队长岩崎大佐以下891人，伪军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3493人，缴获各种大炮61门，各种枪械4000多支，我军伤亡662人，荣获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军区首长的嘉奖。”我这里顺便补充一句，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对日寇受降中的最后的、又是最大的歼灭战。全歼日本侵华军成建制的一个大队1100人。(仅有抗日受降战事中的邯郸战役可与之媲美）。
接下来，我来介绍韩念龙、谢云晖大智大勇降服敌酋的故事。高邮城东有一座公园，园中几幢楼房，日军占领后作为司令部―――“洪部”。12月26日晚，66团姚力政委率部冲到这里，在一个礼堂前，乱七八糟的二三百日军在地上烤火。姚政委命令日军立即缴枪。日军代表仍顽固地要同我军代表谈判。
于是，在这幢我们重访时写有“会堂”二字的大房子里，60年前的26日夜，就成了高邮战役“三最”的最后“一最”：最后一次日军成建制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历史见证地。
华野八纵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将军 (曾任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副主任谢云晖将军(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北大”学生、“一二九”学联执委，曾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奉命与日方代表谈判。只见一日军官全副武装，挎着指挥刀，笔直站着大声说，“我是日本皇军派遣军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韩、谢厉声说道:“我们就是最高代表，现在命令你们无条件投降!”这位日方大队长岩崎大佐十分狡猾说:“我们旅团中心在南京，高邮城的弹药给养、重武器可以全部交给你们，但轻武器我们要带去南京。”我方严词驳斥:“你们只能无条件投降，你们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我军纪律严明，投降后自然会按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这时，城内四面枪声渐渐疏稀，但还有三五百日军待命缴枪。岩崎身边一鬼子竟抢起一把军用锹，向韩主任砍来，好在韩身边的作战参谋杨起手疾眼快，一把夺过军锹。前不久，由其战友将这把军锹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敌酋岩崎见武斗文斗全盘皆输，只好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谈判桌上推向韩、谢主任。并说，“代表请坐，我们愿意无条件投降。”(引号内容均录自谢云晖生前遣作《高邮落日》）
据肖维琪补充说:“谈判当时，我方最高司令粟裕就在现场，正式受降时，我方代表向岩崎介绍说:‘这就是粟裕司令，他是这次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这时，岩崎大佐才低下头来，交出身藏祖传宝剑，向粟裕投降请罪。”  
据笔者所知，1945年9月3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在美舰“密苏里号”接受日皇代表签降；同年9月9日9时，在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总部，日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长官投降；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在台湾接受日本驻台湾“总督”的签降。高邮战役全胜于1945年12月26日深夜，这是日寇向我军的最后投降仪式。

本文作者甄为民是新四军老战士，1941年开始记者生涯，历任新华社兼《抗敌报》、《人民报》、《苏中报》、《苏南日报》、《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整40年，1981年调回江苏，创办省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任两所所长、研究员。《高邮信息》本月15日《高邮抗日解放史在他笔下熠熠生辉》一文对甄为民作了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