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例如秦少游是高邮人，上海城隍秦裕伯是秦少游的七世孙，祖籍高邮；城隍的后代秦怡到高邮来寻根问祖，所以秦怡也是祖籍高邮，秦裕伯与秦怡皆高邮人。同理，吴三桂、王夫之也都是高邮人。

宣哲《高邮志余补》如是说

1986年10月中下旬，我到杭州出差，路过上海，顺便拜访了徐平羽同志的四叔、寓居上海的高邮耆宿王守公（季明）先生，时年92岁的王老先生见到家乡来人，又听说是搞地方史志的，十分兴奋地与我谈起了民国往事，都是我从未听过的内容。就在那次交流中，他提到宣哲先生的著作中有“吴三桂王夫之皆高邮人”的记载，建议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档，可惜那天时间紧迫，来不及去钻图书馆，一直引为憾事。最近，我有幸查阅了《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宣哲先生的《高邮志余》和《高邮志余补》，从中见到了先生关于“吴三桂王夫之皆高邮人”的手迹（见图）。

宣哲（1866-1942），高邮人。名人哲，字古愚，笔名黄叶翁，晚年人称为“愚公”，而名亦删首一字，称宣哲。近代诗人、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早年以生员参加官试，录为主事，分配陆军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去日本大阪参加劝业博览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京师检察厅检察官。“都城五方杂处，地检厅为刑事总汇，先生博闻多识，尽知民间情伪，侦察重案，每为老吏所惊服。”袁克文曾拜他为师，跟他学诗词。辛亥革命后，宣哲“挂冠南下，思天下将大乱，乡居似非乐土，乃斥售旧业”，移居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以清朝遗老的身份做了寓公。因邻多园林，遂署其宅曰“花园里”。宣哲在上海读书养志，收藏书画古董，不复问人间事。作为文人气韵的山水画名家和见多识广的书画鉴赏及收藏大家，宣哲的故事多多，限于篇幅，不再详述。我以为，先生热心于桑梓文化建设，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回到本题。吴三桂是高邮人，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清史稿·吴三桂传》第一句就是：“吴三桂，江南高邮人也。”这里的江南是指明末清初的行政单位江南省，辖今江苏与安徽两省。吴三桂的先祖是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父亲吴襄，其出生地不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特聘专家李治亭研究员撰写的《吴三桂大传》暂记“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吴三桂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刘健《庭闻录》卷1）。祖父坟墓葬于中后所，是吴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在向朝廷的一次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吴三桂自叙“生于辽，长于辽”。故论籍贯，吴三桂现籍中后所，祖籍徽州或高邮。如果有资料证明吴襄出生在高邮，则吴三桂的这段家史有可能改写。

王夫之是高邮人则知之者甚少。吴锡先生曾写过一篇《王夫之祖籍高邮》，率先披露了这一发现，但他提供的依据不多。最近，我从清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中找到了几例依据：

一是《家谱世系表·谨按》：“吾宗自元至正以前失谱，不详其可征考者。元末有居江南扬州高邮州之打渔村者，明太祖起兵渡江，以从龙功授千户，称骁骑公，断为始祖，至船山公十一世，故虎止公行述称十一世祖云云。”

二是《家谱世系表》：“始祖骁骑公（讳仲一），江南高邮州人。明洪武间以从渡江功，官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先世居高邮之打渔村，元至正以前失谱，不详，断自十一世祖骁骑公为始公，兄弟或云九人，或云七人。群雄逐元，公兄弟亦起义兵会焉，或殁于军中，惟公及弟仲二公、仲三公从明太祖渡江，公以功授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仲二、仲三两公各累功袭长沙、衡州二卫指挥。”）

“迁衡始祖昭武将军上都尉公（讳成）袭世职，永乐间以从南下功升衡州卫指挥佥事，晋同知，世袭，始迁于衡阳。”

三是王夫之《章灵赋》云：“皇濠泗飞以试兮，余祖御乎扬之土。”自注云：“太祖始起濠泗，公从扬州之高邮起兵应之。”

四是王夫之《七十自订稿·敏侄五十》诗云：“邗沟戟插湘滨，骁骑云到尔身。”

五是《示侄孙蕃诗》云：“吾家自淮扬来此十三世。”

六是《斋文集·耐园家训跋》云：“吾家自骁骑公从邗上来，宅于衡十四世矣。”

七是王夫之《乙酉哭殇孙用罗文毅公慰彭敷五丧子韵》云：“邗江枝叶无多望。”

八是虎止公《戚怀诗》云：“吾宗发邗江，奋武勋最昭”，皆述高邮旧籍也。

认识认识这两位高邮老乡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明清之际高邮人，辽东（今辽宁辽阳）籍。武举出身，以父荫袭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李自成克北京，招他归降。于率军入京朝见新主途中，得知父吴襄被“夹打要银”，爱妾陈圆圆（沅）为刘忠敏所夺，一怒而返山海关。李自成亲率数万大军前往平叛，三桂无奈，只得向清军求援。清吴联军取得关键的山海关之战胜利后，多尔衮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李自成杀吴襄及吴家老小三十余口，悬首城上。吴三桂怒不可遏，遂为清兵先驱，攻打陕西、四川等地农民军。后会同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地区，杀南明永历帝。后奉清政府之命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清康熙为了加强统一，实行撤藩。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举兵叛乱，自称周王。十七年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不久病死。孙世继位，旋为清所灭。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江南高邮人，生于湖南衡阳，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窑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发）。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善诗文，也工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把两位高邮老乡比较一下，发现有两同和两不同。两同：都是明末清初人；都在湖南衡阳活动过，吴三桂在衡阳称帝，王夫之出生在衡阳，起义在衡阳。两不同是：一武一文；一显一隐。吴三桂是将门之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在马背上度过了一生，他不停地搏击、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人们惊叹，望尘莫及。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荣誉与耻辱，称颂与谴责，善与恶，皆系于一身，以致盖棺亦难定论。王夫之则是一个标准的文人，以思想家著称，著作等身。他与顾炎武、黄宗羲被称为“清代三大儒”，是明朝遗老中最优秀的学者。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有力地驳斥了程、朱关于“理气”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更用“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辨证性质，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从“道器”关系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主张“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

另一个不同是，吴三桂是一个幸运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他都毫不迟疑地捕捉住，并如愿以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集诸种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同时期像吴三桂那样历时长久、地位显赫、变化多端、引人注目的，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了。王夫之则相反，他隐身窑洞，伏处深山，以避清兵搜索，除了他曾举兵反清并任职于永历政权外，还有另一危险的“异状”，即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拒绝了这一决定和命令，终生留发，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如此固执地留发，并不就是对明朝这一特定王朝的忠诚，而是保存汉民族文明传统的象征。他付出的代价是终生不显，死后寂寞。直到160多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他的著作被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全面地公诸于世后，才对清末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呼唤起清末的革命运动。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曾经想，既然吴三桂与王夫之是同时代人，又同在衡阳活动，会不会发生交集呢？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康熙十八年（1679）吴三桂僭号于衡，觅夫之作劝进表，夫之僭逃去，后乃隐居石船山，筑土室，著书其中”，“吴逆三桂之变，人心煽惑，有以劝进表属者，公巽辞以谢，逃入深山。越十一年，直隶郑公端巡抚偏沅，风闻其事，饬衡州府知府崔公鸣粟帛请见，公却帛受粟，以衰病辞，临终遗命墓碑书明遗臣，盖公忠于胜国之心，七十余年犹一日也。”

依王夫之的正统观念来看，吴三桂在明叛明，在清叛清，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逆臣，他怎么会为之作劝进表呢？因此，即使二人都走进了“反清”之同一战线，也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而不能合作。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吴三桂呢？我以为：吴三桂在明，有功于明，奋战山海关内外，阻击清军，保卫明朝江山社稷，最终降清，是当时形势所使然。入清，又建大功于清，首战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既为亡明报了仇，又为清入主中原首开胜利纪录。其后，他西征南讨，不遗余力，他为清朝打天下，清朝开国者和他们的子孙不应忘记，更不能一笔勾销！他发动内战，激怒了圣祖，就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此事主要责任是圣祖处理三藩问题不当，政策上有重大失误，即从根本上损害了三藩的利益，且违背已许下的诺言，造成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乱，圣祖和参与决策的人都不能逃脱责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的，可惜让圣祖给失掉了。此后，从康熙时开始，一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全推到吴三桂身上，有违历史事实，是不公正的。而清朝又以这次事变全部抹杀吴三桂前期对它所做的贡献，同样是不公正的。圣祖做得未免过分。倒是他的孙子乾隆评价：“功者功之，罪者罪之”，颇有点求实精神。

长期以来，认定吴三桂是个“大汉奸”，这不是清朝的观点，而是近世汉人给的一个新称呼。既然满、蒙、汉、回、藏等数十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无论哪个民族建立政权，都或多或少地有其他民族加入，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少数民族加入汉人政权无可非议，为什么不允许汉人加入少数民族政权呢？这种不平等地看待民族问题，实则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以当时的形势而论，明已分崩离析，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延至南明弘光、绍兴、隆武、绍武、永历等五个小朝廷，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在吴三桂之前，也包括之后，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后金）斗争中选择了清（后金）政权，人数之多，以千计以万计，以十数万计，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显然不能。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降清，亦有失公平。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新政权，亦是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