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在其散文《七十抒怀》中写道：

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说我是日落酉时诞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过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我们那里把元宵叫作“灯节”)很好玩。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

事实上，对于故乡的元宵汪曾祺虽然有深刻的印象，但似乎又保持某种克制和冷静，并没有因为是传统的节日或者自己的生日而夸大其词，在其散文《故乡的元宵》中开头便写道：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

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汪曾祺作为一个“清醒的浪漫主义者”，他对世事的真挚和温情和他隽永的文字一样令人动容。今天，我们在众多关于他的介绍资料中，这样一段文字可能被提及最多：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农历正月十五)，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5周年。在先生的家乡高邮“元宵节读书班”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如期举行。每年的元宵节期间，高邮的正月就像是在过“文学月”，这已经成为高邮的一个“新传统”。用文学活动的形式去纪念一位作家诞辰，这是再适合不过的——对于一位主要以写旧高邮文章名世的作家，一位作品被称为“高邮传”的游子，在他离世二十八年之后，追慕、研究、宣传以及继承汪曾祺及其文学遗产慢慢成为一种风尚和热潮。作为家乡人，我们也应该怀着文艺的敬畏心、文学的自信心特别是文化的智慧心去反思：今天，我们在高邮该如何怀念这位乡党?——应该学习汪先生身上“浪漫的清醒”，既要深刻理解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内涵和特质，更要在他身上看到其与高邮文化传统以及当下文化建设的关系，特别是要在研究宣传汪曾祺的时候，找到与当前高邮文化事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可能才是我们怀念这位著名乡党的正确思路。

山高水长，念斯文隽永

谈到汪曾祺，我们首先应该对其作为作家的身份进行认真的对待与研究。我们追慕一名作家，不能因为他是乡党而一味大声直白地叫好——要真正弄清楚好在哪里才是真爱与深爱。就汪先生写旧高邮的诸多名篇而言，总体有这样几个艺术特征：

真纯的人性之美。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之美出乎本真而带着淡淡的忧伤，这种恬淡怡然的美深深地俘获了读者的心，呼应了人性本真的善良。在汪曾祺的作品里，人性不是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夸大失真的叙述，不是表现为刀剑相对的血腥;他那些恬淡忧伤的文字，凝结着的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人性之美。在小说《受戒》中，荸荠庵世外桃源般优美、宁静;小和尚明海与赵庄小姑娘小英子纯洁的爱情让人性得到了胜利。《受戒》结尾，明海和小英子关于“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个问题的对白，像是一股春风吹入人的心田。

温暖的风俗之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甚至被忘却。然而，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是温馨的、有人情味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追求速度和效率而被改变;相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着生存的回望，而文学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心理安慰。旧的民俗风情似乎没有了实用价值，却不断地被记忆所发掘，用以温暖我们匆忙而麻木的生活，从中我们得以找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汪曾祺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他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大淖记事》中，普通人的生活是那么细致：“嫁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锡器，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一百鸡蛋)，装粥的就是用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这样的细致放慢了生活的速度，温润了人的心灵。

经典的汉语之美。我们今天还在怀念的汪曾祺，不仅是苏中水乡小城高邮的汪曾祺，不仅是昆明茶馆里的汪曾祺，也不仅是“京味作家”汪曾祺，更是汉语文学大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仅打动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故乡。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魔力所在。由此，他的文字能够超越时间的界限，从过去走向未来;能够打通地域的阻隔，从此岸走向彼岸。

汪曾祺的书写无疑是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的，但是其更大的魅力在于他的文字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让读者感觉到这样的文字可以是昨天的、今天的，甚至是未来的;可以是乡情的，也可以是异域的;是作家的也是大众的。所以，我们今天怀念汪曾祺，是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汪曾祺的文字一直感动着我们，文学的人性美、风俗美、形式美是我们永恒的追求。铁凝在谈及汪曾祺及其文字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关于汪老的文学创作道路、文学成就、文学史地位，很多专家都有各自的见解。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看，汪老最突出的特点是他始终以追求文学的美为创作的目标。笼统地说，美，应该是所有作家创作的品质，但是我觉得在汪曾祺的笔下，美有不可多得的特质，它是健康的、快乐的、平和的、向上的，但同时又蕴含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感动、不动声色的幽默，这是汪曾祺小说总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作为一位有着深厚中外文学素养的作家，汪曾祺总是以清新的语言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情境，把充溢着浓郁的中国气息的艺术美感带给我们。”

赓续传统，铸文化高邮

汪曾祺在高邮出生，生活了十九年后离开故里。他的文化底蕴、知识结构以及基本的审美视野与情绪品格，应该说主要是受到高邮传统文化浸染的。尽管他一生几经周折到云南、上海、武汉、张家口及至定居北京，但他的性情与文化的底子是高邮的传统和文脉所就。我们今天崇拜与追慕汪曾祺，就应该搞清楚来自于高邮传统的汪曾祺恰恰是因为其还与当下的高邮文化有诸多契合点，才历久弥新越发显示出作为一个文学名家或文化名人的魅力。这种新旧交融又能暗示引领当下文化建设的关系大致有三方面：

首先，是汪曾祺与高邮文化传统的关系。高邮人自古“喜业儒”，也就是喜欢读书及做读书人。这是一种基于地方文化和族亲关系的士绅传统，在区域文化发展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其在高邮生活的时间内高北溟、韦子廉、孙石君等一众文化名流成为其授业恩师，而以其祖父以及父亲汪菊生为中心的家族乡邻的名士乡绅对他当然也有潜移默化的深切影响。这些在他后来的众多文章中都有呈现。今天我们再次检视这段百年前的岁月的时候，应该得到一种启示，正是一个家族或者说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具体来说是一种基于士绅的族群和传统成就了汪曾祺这样的文学家，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地方崇文尚教的观念，像血脉一样流淌在城市的内里并成为城市的内质。我们今天推动高邮文化强市建设的要义，与这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汪曾祺与当下文产融合的关系。过去一直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文化作为事业向产业延伸的结合点和爆发点。许多先进地区的实践表明，文化的产业属性既能够提升文化发展的竞争力，也能够为文化发展提供现实支撑，更能够推动地方在面向未来的竞争中找到“人无我有”的独特先机。2020年建成的汪曾祺纪念馆开放之后，一时成为高邮乃至文学界的热点场馆。无论是建筑形式风格、展陈容量质量，在国内同类现当代作家的纪念展馆中都可以说是一流的。汪曾祺纪念馆及其所附属的文化街区建设与运营，成为汪曾祺及其文学遗产与城市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实例。我们今天在推动高邮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在名人资源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力中看见了光亮。

第三，是汪曾祺与公众关切热点的关系。时下是文化注意力被削弱的年代，也是需要打造城市新热点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在新一轮发展中寻得先机?从文化事业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汪曾祺是我们高邮文化现成的“IP”。汪曾祺及其文学遗产既有文学的专业影响力，也有其在书画、美食等多领域共同构建起来的文化影响力，事实上汪曾祺用其写家乡的诸多文字早早为高邮文化产业发展写好了广告词，设计好了剧本，也打造好了众多可以“变现”的美好场景。但市场的抉择并不因为乡党之情就天然地眷顾某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研究汪曾祺与地方文化发展，就是要在这个现成的“IP”中理清其与外部文化和市场的关系，立足“基点”找到“热点”打造“爆点”，让身居平原上的高邮古城因为文化而不再显得平凡，成为里下河平原西首真正的文化和经济门户。我们今天推动高邮成为扬州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未来发展的“顶梁柱”，基于县域特质和禀赋打造现象级的文产融合新爆点是实现“弯道超车”的现实路径之一。

薪火相传，续珠光神话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载高邮湖中曾有“神珠”的传说，甓社珠光也是传统的“秦邮八景”之一。“珠湖”作为一个高邮人世代相传的神话一样的存在，尤其被历代文化人所津津乐道。今天，我们秉持得天独厚的文化禀赋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在新一轮的区域发展与角逐中创造新的文化神话?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宣传汪曾祺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或者说是作为高邮人要寻找的文化站位现实又赋能现实的路径。离开现实的发展孤立地谈传统与文化，我们就不敢轻易说如何深爱这位乡党，因为没有建设当下的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心怀，一切热爱与尊崇都可能是交了一张“白卷”。我们并非要将汪曾祺及其文学遗产进行神话，而是应该深切地厘清其与高邮文化深厚的渊源，从而从中找到针对地域发展的现实力量和可靠路径。

薪火相传，推动区域文艺事业发展。因为研究、宣传汪曾祺，高邮近年来出了一批文艺家，一批新文艺作品和一批品牌文化活动。以此为中心触及到全国的文艺工作的现场，高邮有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底气和实力。汪曾祺是里下河文学的标杆，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现实馈赠。汪曾祺纪念馆是备受赞誉的场馆，有理由成为现象级的当代一流文艺展馆。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的条件已经确立，就需要我们学习汪曾祺先生所崇尚的“无事此静坐”般的文艺观念和策略——静下心来去思考如何举好汪先生的大旗，推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质又有全国影响的文艺人才，形成别具高邮面孔的“文艺军团”;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品，形成具有高邮特质的“文艺矩阵”;推出一批具有专业与市场影响力共存的文化活动，形成具有高邮魅力的“文艺风向”，真正地续写前人“神州无同类，四海此一邑”的高邮华章。

续写神话，推动地方文化资源开发。汪曾祺及其文学遗产以及众多的高邮名人资源已经成为高邮重要的文化宝库，也是可待深入挖掘与开发的文化富矿。前辈给我们的金字招牌如何成为世代永传的金饭碗，就是要求我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深度开发和利用好具有高邮特质又有现代视野并能够融入产业从而赋能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汪曾祺纪念馆及其街区，既是高邮的文化地标也有潜力成为以汪曾祺故乡高邮为标签的现当代文学文艺中心。以运河为脉络，以苏中大平原为现场，以现有的文艺品牌为支撑，逐步成为集餐饮、旅游与会展为一体的，既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又有经济活力的文旅朝圣目的地。同时，对汪曾祺作品中所凸显的具有里下河风情的民俗资源进行开发，也是高邮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学之乡、中国民歌之乡建设的题中之意。在现有的文旅项目中深植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在高邮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试水现代影视作品和新媒体作品的开发，形成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全国以及作品与产品的双向互动，既是宣传推介高邮的现成“剧本”与良好策略，也是将文化产品转化为现实产能的经济线索，值得文学艺术界、文旅界乃至社会各界深思与探索。

故人已去，斯文长存。今天，在汪曾祺纪念馆、在汪曾祺先生的故里，在汪曾祺一生心心念念的古运河畔，我们如何怀念一位乡党——除了品读深怀其传世佳作，追慕其人品文风，更要循着他留下的脚印，走出一条源于地方传统又能瞻顾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路，这是对这位乡党最好的纪念，也是践行其“浪漫与清醒”人生与文艺思想的现实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