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又多了一个新“头衔”：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名誉社长。出任这个职务，真的很高兴。过去有人说我是“天下第一汪迷”，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可担任了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名誉社长，仿佛是实至名归——这只是笑谑之言。其实天下“汪迷”多矣，爱汪读汪研汪的专家大有人在，比我喜爱汪先生之为文之为人的人更是多矣，又岂止鄙人一人?其实，我很惭愧。业余写作，半生蹉跎，成就甚微。如今担任这个角色，承同道们的不弃，我愿同广大汪迷一道，宣传好汪曾祺，推广好汪曾祺，为提升高邮文化品牌，宣传好“汪曾祺的高邮”和“高邮的汪曾祺”，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1989年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我告诉先生，曾抄过他的小说集《晚饭花集》并寄给了他。我的家乡天长就在高邮湖西岸，与高邮隔湖相望。汪先生只是笑着“嗯”了两声，我并不能确切知道他收到否?不过至此先生接纳了我，当年的5月24日，我第一次去先生家拜访，先生留了午饭，并送了我一张墨竹(画)。7月2日，再次拜访，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题字：“立新同学存”(我本名)。隔两年的1992年，汪先生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了题为《对读者的感谢》。其中写到我抄书的事，他说：

也是几年前的事了。我收到了一个包装得很整齐严实的邮包。书不像书，打开了，是四个笔记本。一个天长县的文学青年把我的一部分小说用钢笔抄了一遍!他还在行间用红笔加了圆点，在页边加了批。看来他是下了功夫学我的。我曾经一再对文学青年说过：不要学我。但这个“学生”，这样用功，还是很使我感动。

也许因为我对汪先生的痴迷，后来便有了“天下第一汪迷”的戏称。其中这多半是汪先生阳光的照耀。先生对我们关怀多矣。而我几十年在文学道路上，并没有什么成绩。先生已离开我们28个年头了，今年3月5日又是他105周年的诞辰。几十年来，我们总觉得先生还在某个地方坐着，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注视着我们。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2016年创办“汪迷部落”，2022年高邮的汪迷朋友们又注册组建了“高邮汪迷部落文学社”，他们邀请我出任名誉社长，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恰好要参加今年纪念汪曾祺诞辰105周年系列文学活动之“汪迷讲坛”23讲，郜元宝教授主讲《汪曾祺留给上海的一张文学地图》，讲座开始前简短举行名誉社长的聘书颁发仪式，并要我即席发言，昨晚一宿没睡好，与先生的交往历历在目。

以往每年我都会到安徽大学给新生们讲课，也是多讲汪曾祺。可我一般没有书面稿。这次则不同，我还写了个讲稿。怕紧张讲的太随意，夜里断断续续写了一个稿子。我主要讲这么几点：

一是汪迷部落文学社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团。有自己的公众号，每日更新四篇文章，坚持了这么多年，这非常不简单。每日晨起，打开手机，首先浏览“汪迷部落公众号”新文，已经成为许多“汪迷”的“早课”——我每天也是这么做的。有线下读书会，共读一篇文章，并写下读书笔记在公众号发表。有游学、寻访，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有讲座，从地方性讲坛逐步走向全国，能请来王干、杨早、翟业 军、翟文铖、郜元宝、徐强、孙郁等全国知名的学者、大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个是基于文学社的逐步扩大的全国性的影响，再一个是汪曾祺阳光的照耀，高邮有一个汪曾祺纪念馆，他是全国的文学人，甚至是华语地区的文学人共同向往的地方，是这两个因素，才使得全国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高邮与大家进行交流。

二是汪曾祺现象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汪曾祺和他的文学当然了不起。首先是汪曾祺的人格和留下的文字(包括书法、绘画)了不起，随着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显示出他自身的光芒。但汪曾祺的传播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值得研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秋红今天也在这里，记得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时候，那时在高邮搞了一个很隆重的纪念活动，邵燕祥、高洪波、潘凯雄、张守仁等专家学者和作家都莅临了会议。但那时的汪曾祺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广泛的影响，对汪曾祺的挖掘还没有现在这么深，其中包括大量的汪曾祺早期佚文还没有发现或发现不多。汪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写的东西很少，但写的倒是很早，上世纪40年代出过一本《邂逅集》。从过去我们所见到的汪先生作品，真以为汪先生早年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别人曾提出让他翻翻旧报纸找一找，他回说找它干嘛。——没有想到汪先生年轻时候写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写得那么好、那么现代。他自己说，我年轻的时候受过现代派影响，但那时因为佚文发现的少，人们对此感受不深，当大量佚文被发现后，原来汪先生青年时已经写了那么多东西，难怪他1947年从香港过，小报一角会发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到港”。通过对大量佚文的研究，发现汪曾祺所受的现代派影响之深、之大、之广泛，真是深入骨髓的。这多方面的综合，才使汪曾祺后来成为汪曾祺这样的一位作家，——一个特别的作家(请注意，这里我用了一个“特别”字样)。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比较荒诞的作家(但那时好像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上世纪80年代末到访扬州，给扬州一位青年作家留了一个纸条：《说“怪”》，说扬州八怪是标新立异的，他希望扬州的青年作家在创作上要追求新一点、怪一点，不要同人写的一样。这些也可以视为先生的“夫子自道”。他对文学的态度，一生都在追求同别人不一样，用他的话说，我的气质，只能写这样的东西。说到一些作家，他说，这样的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

三是汪曾祺的书信的发现和研究极大丰富了汪曾祺的人格。汪先生书信，原来“全集”有，但是不多，李建新兄非常有心，到处寻访，孜孜矻矻，收集到先生那么多信件，终于可以出一本《汪曾祺书信集》了。这些书信，是对丰富汪曾祺人格的又一重大贡献。通过那些书信，发现那一代学人，即使写一个便条，文字都是那么准确、博雅、生动而有趣。通过这些文字，发现汪先生是多么的温润，多么善解人意。信件中的汪曾祺就是一个生动的、人格丰满的、活生生的汪曾祺。这里可举的例子很多，对前辈如沈从文、巴金是一种措词、态度，对同辈如黄裳、朱德熙又是一种口气，对晚辈(包括女性)又是一种方式，对编辑、读者、作者，又是不同。总之，对象不同口气不同措词不同，真正见出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那些信件，即使两三行，都百读不厌，再小的一篇文字，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当然，对汪曾祺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在这几十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出了许多丰富的成果。比如佚文的发掘，信书的编纂，年谱的出版，文本阐释，交游的考证，关于汪的戏剧、书法、绘画的研究，各种纪念文集的出版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汪曾祺的研究空间，但还有许多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亟待开拓。比如若能有一本如《苏东坡传》(林语堂著)一样的《汪曾祺传》，该多好!总之，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评论一个作家的过程，也是考验评论者自己的学识、修养、人格水平的过程，能否达到或接近研究对象的高度，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后记：听完郜元宝教授的讲座，真是大开眼界。近几期的汪迷讲坛、教授们的讲座，每人都是一道风景。郜元宝教授是最亮的“一颗”。原来以为汪先生在上海不过一年七个月，为上海也只写了《星期天》一篇小说，材料不多，没想到汪先生与民国时期上海的文学、上海的文艺界(文艺刊物)有那么多密切的联系。他的小说《囚犯》在1947年2卷1期《人世间》发表时被那么隆重的对待，目录上不仅在前面而且字号加大加粗，以突出篇目来;在《文艺春秋》1947年5卷2期上发《绿猫》，再到1948年6卷3期上发《鸡鸭名家》，这是两篇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在上海致远中学，与高宗靖、中叔皇的渊源。高宗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办教育、经商、演话剧(艺名夏风)。中叔皇随母在高邮姨父家住过，后经姨父介绍去了上海，这些细节让我们的心更能接近《星期天》的小说文本。在上海，汪曾祺与郑振铎、李健吾、唐湜(温州人)、王辛笛、穆旦的渊源以及交往的细节，等等，仿佛跟着郜教授一同游历了一番。郜教授的讲座细节密集、考证精细、逻辑严谨。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可还是希望他一直讲下去，听完讲座仿佛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心里很甜美，一直处在一种兴奋之中。一种神圣的兴奋、高贵的兴奋。评论家王干说：“汪学”已经到来!曾经被汪老定义的“文学青年”，现在已是“文学老年”，可我要对得起这个新“头衔”，加倍努力，在研汪之路上，同大家一道，努力做好“汪学”，宣传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