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高邮乡贤祠里供奉有28位乡贤，其中有1人较为特殊，他就是天长人朱寿昌。朱寿昌长期担任地方官职，忠于职守，关注民生，弃官寻母更是感动世人。朱寿昌有着什么样的家世?他为什么成为高邮的乡贤?需要认真梳理和研究。

朱寿昌为官屡为善政

朱寿昌(1013—1083)，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同人乡秦栏镇人。袭父荫先后任将作监主簿，陕州、荆南通判，岳州、阆州知州，广德知军、河中府通判、鄂州知州等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宋史》有“朱寿昌传”。根据“传”中所述，朱寿昌的善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巧妙治理岳州水域。岳州境内河湖纵横，许多强盗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作案，危害渔民和客商的生命财产安全。朱寿昌到任后，为有效缉拿水盗，命人把所有船只一一登记编号，并在船上刻着主人的名字，使之互相伺察和监督，还规定船只出入必须向官府报告去向。这样，一旦有什么地方出现水盗作案，只需查验民船去向，很快便可知道水盗船在哪里，于是，官兵和渔民一起穷追猛赶，并力讨之。这样一来，水盗大为减少。其他州郡也纷纷学习和采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2.权衡利弊停止开采金矿。朱寿昌的才干得到宰相富弼、韩琦的赏识。他们推荐朱寿昌为钦差大臣巡视湖南，为的是“宽恤民力”。有一次他到邵州巡视，有人说，这里有金矿可供开采，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准，让人们可以自由开采。朱寿昌经过深入调查后，以为不可。他说，邵州靠近南蛮一带，如果大量开采此地金矿，南蛮人势必要来争抢，“自此边境恐多事”，就是说边境会不得安宁。而且还会荒废良田数百顷，损害农业生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于是，他上书朝廷，认为开采金矿虽有利于增收，但总的来看，害大于利。朝廷采纳了朱寿昌的意见，很快下诏禁止开采。

3.断案精明铲除恶霸。朱寿昌任阆州知州期间，有土豪叫雍于良，多次杀人，却因他凭借自己有钱有势，用不着抵命，谁也奈何不得他。有一次雍子良用十万钱买通一老实农民，许诺将娶其女为儿媳，以其子为婿，让他去自首，承认自己杀了人，愿意抵命。朱寿昌对此案表示怀疑，经过明察暗访，得知实情，再次审问囚犯，并当堂讲出了此案内幕。囚犯一听，脸上的表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朱寿昌又开导他，说“你现在就快要死了，可是雍子良又伪造了一份契约，将你的女儿改为婢女，说送给你的那十万钱，就是你女儿的佣金，你打算怎么办?”那个老实的农民顿时醒悟，泪流满面，说，我上了雍子良的当，差点白白送死，于是便将雍子良如何杀人，又如何收买自己的过程向朱寿昌如实作了回答。朱寿昌当即提审凶犯，将其正法。这件事被当作神话，在四川境内长期流传，老百姓称赞朱寿昌明察善断。

朱寿昌寻母孝感动天

朱寿昌母亲刘氏，是朱巽之妾。朱巽镇守京兆(今陕西西安)时，因妻嫉妒，将已经怀孕的刘氏赶出家门。刘氏在外面生下朱寿昌，抚养几年后，送归朱家。过了50年，朱寿昌已官到广德(今安徽广德市)知军，却一直没有再见到过生母，自幼离开母亲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苦苦思念。每到一地做官，他都要默默地寻访他母亲的踪迹。然而，天高地远，人海茫茫，这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他因此对高官厚禄不感兴趣，极少饮酒吃肉，整天不思茶饭。每当与人说起母亲的时候，总是禁不住痛哭流涕，伤心至极。他甚至采用佛教里的方法，用香火烧灼自己的脊背与头顶，刺血书写佛经，以此表示自己寻母的虔诚。几乎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但他还没有寻到母亲。转眼到了宋神宗熙宁初年，朱寿昌再也没有心思做官了，决定弃官寻母，以“寻医侍养”为由辞去官职。与家人辞诀时，发誓说：“不见母，吾不返矣。”于是朱寿昌从广德出发到了河南，第二年再到陕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找到了母亲。母子相认，抱头痛哭，其情其景，令周围的人感动。其时刘氏已经70多岁，自她离开朱家后，流落于此，嫁夫党氏，又生育了几个孩子。朱寿昌把母亲和党家的人接到广德一起生活。

当时在京城任知谏院的钱明逸得知朱寿昌寻母事后，上奏宋神宗赵顼，认为朱寿昌孝行可嘉，“宜还之旧职，且褒宠之，以激励天下”(钱明逸《乞褒朱寿昌奏》)，皇上下诏恢复他的官职。为供养母亲，朱寿昌请求做河中府通判。几年后，母亲去世，朱寿昌守丧期间，几乎哭瞎了双眼，安葬了母亲，抚养同母的弟妹更加深厚。后任鄂州(今湖北鄂州市)知州，官至司农少卿(司农寺副长官，正六品，相当于今天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70岁去世。

朱寿昌事迹感人至深，远近传扬。王安石、苏颂、苏轼等人都写诗赞美他。王安石专门写了一首题为《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亲东归》的诗：“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更凄然。”王安石说朱寿昌迎母东归，一扫50年之积忧，一定是欢声笑语不绝，而自己比朱寿昌小7岁，却父母已逝，欲尽孝而不得，此亦人生一大恨事也。苏东坡看到朱寿昌母子重逢，他一方面为之高兴，一方面想起自己已故的父母，顿感辛酸，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诗篇：“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朝廷大臣苏颂作长诗《送朱郎中寿昌通判河中府》，高度评价朱寿昌的高风亮节。

就在朱寿昌寻到母亲的那一年，朝中出现另一个典型人物，拟进御史台任职的李定被揭发“避服母丧”。说李定在任泾县主簿时，闻庶母仇氏去世，匿不为之守孝。在古代，父母死后，无论儿子做多大的官，都应当立刻辞职回家服孝三年，叫“丁忧”。人们认为李定是怕影响自己的仕途前程，竟隐瞒母丧，不服母孝，属于道德败坏的行为。一个为了寻母，弃官远行;一个为了当官，避不守孝，正好形成鲜明对比。朱寿昌事迹因此而广为传颂。

到了元代，郭居敬编著《二十四孝》，将弃官寻母朱寿昌列为孝子典范。文中说道：七岁生离母，参商五十年。一朝相见面，喜气动皇天。

朱寿昌家世声望显贵

家世是指世代相传的门第、家族世系。有关朱寿昌家族的史料很少，现根据曾巩文集《元本元丰类稿》中有关朱寿昌族人的墓志铭，对朱寿昌的家世做个简单的梳理。

朱巽，字顺之，朱寿昌父，祖上是徐州人，五代之乱时，迁至江淮之间的天长县同人乡秦兰里，也就是现在的秦栏镇。朱巽开始困于科举，“欲不复往”，后来在他侄儿朱齐卿劝导和支持下考中进士。《全宋诗》记载：“朱巽，字顺之，扬州天长人，真宗朝官至工部侍郎，历知杭州、扬州”。后在任上去世。《全宋诗》录有他的诗句：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

朱齐卿(969—1022)，朱巽侄儿，朱寿昌堂兄，曾任秘书省校书郎，苏州之长洲(今苏州市长洲县)尉，高邮军主簿，卒于任上。曾巩所撰《故高邮主簿朱君墓志铭》云：“公(朱齐卿)之为人，有智计，喜施与，少从师学问，已而舍学，业其家，家之食口数百，仰于君，君能资之，皆出乎衣食，嫁娶皆有余法”。“君既居官，以材称，其为身务于廉，临狱讼务为恕”。朱齐卿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其最小女儿嫁给曾氏，为宋代文学家曾巩的继母。

朱济卿，朱巽侄儿，朱寿昌堂兄，曾任浙江青田县令，其妻戴氏，“受教于始笄，从事于既嫁，少而行修于身，老而教行于家”，“夫受其助，子赖以成”。有子四人，两子早卒，一子录事参军，监楚州装卸米仓。一子为衢州西安县令，“皆及进士第，好古而有文”。

朱瞻之，朱寿昌子，曾任四川雒(luò)县(今四川广汉市)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

朱延之(?—1073)，朱齐卿子，朱寿昌侄，皇祐元年(1049)进士。父亲朱齐卿去世后，继母将年少的朱延之抚养成人，由于贫穷，死在任上的朱齐卿没能葬到天长，多年后，朱延之把父亲的尸骸运回老家天长安葬。朱延之年少时就很聪明，勤于读书，多次参考进士，由于考试的弊端使他决定不为官，“居其家，孝谨慈良”，过着清闲的生活。生子四人，皆有学行，女五人。

朱明之，字昌叔，朱济卿子，朱寿昌侄，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被授予浙江衢州西安县(今衢州市柯城区、衢江区)县令，仕至大理寺少卿，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妹婿。

朱英，朱寿昌孙，元丰进士。

朱棫(yù)，朱英子，朱寿昌曾孙，绍兴八年(1138)进士，任过蒲圻县(今湖北赤壁市)教授，后调任台州(今浙江台州市)盐铁使。

有关朱英、朱棫的文献记载很少，我通过多种途径到天长秦栏镇查找朱氏家族家谱，均没有找到，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朱寿昌族人大都在外为官，秦栏没有朱寿昌家族后裔。

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天长市学者姜培忠先生得获《浙江缙云前川朱氏宗谱》《浙江临海朱氏家谱》，从谱中得知他们的始祖朱棫，任台州盐铁使时，时值战乱，在浙江湖州苕溪定居，后有迁居前川的、临海的，形成了很旺的朱氏家族。我正通过关系寻找这两部家谱，希望得到更多关于朱寿昌后人的信息。

朱寿昌居邮被奉乡贤

朱寿昌为什么被高邮奉为乡贤?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朱寿昌徙居高邮，时间较长。《乾隆高邮州志》“朱寿昌传”记载：“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后徙居高邮”，“邮人名其里(朱寿昌住的地方)曰：彰孝坊”。朱寿昌为什么要徙居高邮?宋代天长与高邮同属扬州府，宋代高邮文风昌盛，与朱寿昌同时期先后考中进士的有孙觉、邵迎、孙览、孙升、乔执中、秦观等，高邮有镇国寺、东岳行宫，有出过神珠的甓社湖，高邮是邮传重地，大运河纵贯全境，城市繁华，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扬州通判王巩当时就寓居在高邮。朱寿昌徙居高邮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堂兄朱齐卿曾在高邮军做过主簿(掌管文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虽于1022年卒于任上，但他的家人还在高邮，朱寿昌的侄子朱明之就生活在高邮。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就是在高邮与朱明之认识的，并且将次妹许配给朱明之。王安石在诗中写到：“昔来高邮居，我始得朱子。从容谈笑间，已足见奇伟……”诗人王令有诗《送朱明之昌叔赴尉山阳》，就是在高邮送的，由此证明朱明之家住高邮。

朱寿昌一家住在高邮的时间较长，中途可能在临泽镇住过，城区有彰孝坊，临泽有孝子巷、孝子桥，都是因为朱氏家人居住此地而得名。更有甚者，朱寿昌孙朱英，元丰年间(1078—1085)中进士，曾孙朱棫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都记入《高邮州志》，算入高邮进士人数。在填写“会试朱卷”时，籍贯可能写“扬州天长”，但他们肯定是从高邮出去参加乡试、院试的。由此可见，直到朱寿昌曾孙辈还住在高邮，朱寿昌家族已经与高邮融合在一起了。

二是因为“四贤堂”扩展为“乡贤祠”。据《高邮州志》记载，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在儒学内”(即“郡庠”，古代学校)建“四贤堂”，并请高邮文豪陈造作《四贤堂记》。陈造在《四贤堂记》中说：“郡庠三贤堂，绘中丞孙公给事、乔公龙图、秦公像尚矣(意：久远)，兼绘少卿朱公则始于今太守陈公。公按图有问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居焉。曰是可以表俗，乃访得其像绘于堂。匾曰‘四贤’，而命客记之。”由此可知四贤堂从三贤堂发展而来。“三贤”指孙莘老、乔执中、秦少游(记中对孙、乔头衔介绍有误)，后高邮太守陈公(陈巩)了解到朱寿昌曾居住在高邮彰孝坊，认为可以“表俗”，就是说可以作为世人的榜样、典范，于是访得朱寿昌像绘制于堂，与三位乡贤并列，题匾曰“四贤堂”。

《隆庆高邮州志》记载，明洪武初年，革高邮府，升高邮县为高邮州，始立州学，重建学宫，并不断扩建。隆庆六年(1572)移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于尊经阁后。“乡贤祠，以祀乡士大夫贤者，旧在戟门之右，今改建仰止亭西，以祀宋乡先生乔竦、龙图阁学士孙觉、司农少卿朱寿昌、国史编修秦观、判司农事陈知微、刑部侍郎乔执中、两浙安抚司参议陈造、国朝孝子龚勋。嘉靖、隆庆诸生屡呈举修撰董璘、参政朱暟，已蒙按院俞允查行，尚未入祀。”从乡贤祠位置和所列贤者看，乡贤祠是“四贤堂”的发展。因为随着时代发展，高邮名人辈出，称得上“贤”者的逐步增多，于是不再以数字名之，而统称“乡贤祠”，朱寿昌原在“四贤堂”中，加上高邮人对这位大孝子的爱戴和敬仰之情，很自然地进入乡贤祠，被奉为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