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撰写《高邮近代乡贤马士杰先生年谱》过程中，研究马士杰先生的朋友圈，发现马士杰与韩国钧交往甚密，他们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团结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他们的友谊为江苏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马士杰(1865—1946)，字隽卿，号彊恕，江苏高邮人。早年中秀才，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考中举人，曾任清朝内阁中书、候补侍读、资政议员。民国时期历任江苏省署内务司司长、代理民政长、代理省长、江北运河筹浚工程局总办等职。善于经商，办有多项产业，1919年与韩国钧联合创办泰源盐垦公司，热心公益，为江苏著名士绅。

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亦字止石，晚号止叟。江苏海安人，人们敬称其为紫老。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在朝廷先后任河南镇平、祥符等县知事，铸钱局总办，河北矿务局总办，吉林巡按使等职。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1919年与马士杰联合创办泰源盐垦公司，践行“实业济民”的理念。陈毅同志曾表彰韩国钧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誉之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经查有关资料，我们知道马士杰与韩国钧的友谊源于四个核心层面的深度契合：

一、治理江北运河，协同抵御水患

从1913年10月开始，马士杰多次呈请辞去江苏省内务司司长一职，时任江苏省民政长(即省长)的韩国钧极力挽留，见马去意坚决，即请其担任疏浚运河总办。在韩国钧的劝说下，马士杰接受了这一任命。

自晚清以来，随着黄河北徙，漕运废弃，大运河治理不再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瞩目。中央政府的退出意味着国家财政支持的断绝，进而导致江北运河年久失修，对整个苏北地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韩国钧计划就地筹款浚治运河。韩国钧清楚，就地筹款，必须得到地方绅商群体的同意和支持，而马士杰为地方绅商群体中很有分量的一员，担任内务司长一职扩展了他的关系网络，无疑是与绅商们沟通的最佳人选。所以韩国钧提请马士杰担任运河督办。而马士杰家在运河边的高邮，他深知运河浚治的重要性，于是接受了韩国钧的委任，开始为筹款治运而奔走。

1914年7月，马士杰任江北运河工程局总办(即局长)至1920年卸任。6年间，马士杰不负韩国钧的重托，勤勉履责，筹款213800余银元;对运河全面进行了测量，并绘图成册;在高邮开办江北水利工程讲习所，培养了126名水利人才。在最困难的时候，马士杰自己垫支3万元支付运河工程局员工的薪水。马士杰的工作一直得到韩国钧的支持，韩国钧与马士杰一起商量筹款办法，一起研究浚河方案。

1931年8月26日，高邮运河堤决口，里下河遭遇特大洪灾。灾后成立淮扬水灾善后委员会(后改为善后协会)，韩国钧和马士杰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共5人)，韩国钧为常务主席，马士杰为常委。韩国钧与马士杰一起在高邮勘查灾情，为救灾、修堤上下奔走。1932年6月，应韩国钧所请，马士杰赴上海争取国府水灾拨款，由上海史量才商宋子文部长，最终宋子文拨发20万元给高邮修堤。

二、践行实业救国，合力开垦盐场

1919年11月，马士杰与韩国钧联合创办了泰源盐垦公司。“盐垦”，就是在制盐的地方开垦种植小麦、棉花、大豆等农作物。苏北滨海地区，自古以来即为著名的盐产地。封建专制时代，这里是灶地(盐民聚居设灶煮盐的地方)禁区，绝对禁止垦殖，是以地虽多，但长期废置，不能适当利用。清末，由于海防、财政等问题，才开始许民领垦。旧时产盐之地得以放垦。盐垦之名也就从此成立。

泰源盐垦公司地址在原东台安丰场，收购的荡地在今新农乡境内。韩国钧任公司董事长，经理先后由马叔昂(马家驹，马士杰的三儿子)、卞纾声等担任，职工14人，股本金70万元。收购盐灶186副、田地15.8万亩，有佃农700户、人口4500人。公司的经营：三成留煎(盐)，七成领垦。据抗日战争前统计，公司年产棉花6000担、食盐10万担，并生产一些粮食。在生产的同时，还开办了小型工厂，有织布机200台，设立了一个测候所、7座仓库，修筑了62华里的公路，架设了20华里的电话线，还开办了两所小学，一所叫紫石小学(以韩国钧的字命名)，一所叫彊恕小学(以马士杰的字命名)，有学生近200人。另外，公司还利用沿海草滩发展家畜饲养，有牛1000头、猪800头。由于生产、经营比较活跃，形成了三仓河、一仓河、新农小街一些集镇。公司为了防止东潮西进的侵害，在海边修筑海堤23.5公里。泰源盐垦公司持续经营了20多年，终因资金不足、经营不善和日本侵华战争等原因，于抗日战争期间破产停顿。

泰源盐垦公司的兴办，对开发当时东台县沿海滩涂资源，改良土壤，推广植棉技术，确有成效。经营20多年，生产了大量棉花、粮食，还办了工厂、学校，修建了挡潮堤，所有这些对繁荣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士杰和韩国钧都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对他们所经营的公司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两位多次一起召开董事会、理事会、股东会;多次去垦区视察检查，协调与大贲界河之争、公司财务问题、还有垦区救灾事宜;一起致电北京盐务署，请求保护盐场利益，等等。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情同手足、肝胆相照。

三、关注时政民生，同持济世情怀

马士杰与韩国钧都是举人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济世情怀。他们无论为官还是从商，都一直关注时政民生，而且两人相互砥砺，常常是共同行动。

1920年4月，马士杰、韩国钧与张謇、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苏社”，其宗旨是“谋江苏地方自治之发展”。发起组织“苏社”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江苏省精英在近代对江苏地方政治影响较大，并且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二是当时军阀割据，江苏人强烈希望能够实现省级自治，发展地方事业;三是张謇作为江苏省极具代表性人物，在南通实行自治，为实现全省自治提供了范例。

“苏社”成立后，对江苏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会集体发声，马士杰与韩国钧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积极参加联署。比如对苏人治苏、江苏自治法案、废督裁军、保境息民、维护江浙两省和平等问题，他们在报纸上发声明，给当局当政者发电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和要求。虽然最终没有达到“苏社”所想，但极大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对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马二人还积极做公益善事。比如：1926年，韩国钧将七十寿仪8000元捐出筹办平民工厂。平民工厂的开办，解决了部分贫民的生计问题。办厂中途遇资金周转困难，韩国钧卖字画补贴。1941年2月16日海安沦陷，日寇大肆毁掠之余，将韩国钧苦心经营的平民工厂夷为平地。海安平民工厂，虽运行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开创了海安工业之先河。1923年，马士杰一人出资二七宝银3万多两，捐赠普济号渡轮，摆渡镇江扬州之间，确保长江摆渡安全。事后多年，马士杰多次帮助解决普济号渡轮的管理问题，并去省府争取补贴款项，保证渡轮正常运行。

四、相处亲如兄弟，共守民族气节

马士杰与韩国钧于1914年相识，相处20多年，可以说是情深义重。除了治理运河、合作盐垦、组织苏社等活动外，平时他们之间书信来往频繁，《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马士杰写给韩国钧的书信就有27篇。信中有谈运河治理、盐垦公司之事，有谈对国家大事的见解，也有谈家事心事的，彬彬有礼，坦诚交谈，一点也不矫揉造作。韩国钧无论到扬州还是到高邮，马士杰都会热情款待(马士杰在扬州和高邮都有房子)。1926年3月，马士杰夫人范氏去世，韩国钧专程从海安来扬州吊唁。1938年，马士杰为避战火寓居甘垛，当年8月17日，81岁的韩国钧乘轮船经甘垛，专门看望马士杰，促膝长谈。

马士杰与韩国钧二人的风骨和气节也非常相契。1940年9月中旬，隐居在海安的韩国钧受陈毅的委托，出面邀请了苏北八县绅、商、学等各界知名人士在韩公馆小花厅座谈，并由韩国钧主持，率各界15名知名人士分别致电国共双方，呼吁“停战息争，一致抗敌”。这次座谈会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多次威逼韩国钧出任伪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痛斥劝降人员：“卖国求荣，死不为也!”直接将其逐出家门。日伪假意提议“移居海安休养”，妄图诱其变相合作，韩国钧予以拒绝。后来，日伪军队包围韩国钧在徐庄的避居所，切断外界联系，实施武装监视，并赠送药品示好，韩国钧声明：“宁死不受敌惠”。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写下“抗战必胜”四字，嘱托家人转交抗日力量。

韩国钧的气节也感染着马士杰。1941年马士杰寓居上海期间，汉奸梁鸿志伙同日本人邀马士杰赴宴，提出要马士杰“出山”为日本人做事，并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马士杰不为所动，以年迈手抖为托词，予以拒绝。1943年，马士杰搬住到上海拉都路王宅，汉奸殷汝耕派人请马士杰“出山”到汪伪政府工作，同样被马士杰拒绝。

综上所述，马士杰与韩国钧的友谊贯穿于水利治理、实业报国、社会公益等多项事业中，展现了近代江苏士绅阶层的家国情怀与协作担当精神，他们团结合作的深厚友谊成为近代江苏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马士杰和韩国钧的友谊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