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战火熊熊燃烧、硝烟遮天蔽日的岁月里，有这样一群别样的战士，他们将文艺视作长枪，把歌声当作子弹，在另一个看不见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场上，凝聚起民族的磅礴斗志，点燃了理想的璀璨火焰。现居住在高邮镇南海社区的百岁抗战老兵朱超，便是一名“文艺战士”。

近日，记者走进朱超的家中采访，尽管已是百岁老人，但他精神矍铄，谈吐既幽默风趣，又透着谦逊平和。谈及自己的抗战生涯，他感慨自己比太多战友都要幸运;聊起自己的“抗战话剧”，他淡淡地说“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说起如今的生活，他脸上泛起温暖的笑容：“这些啊，都离不开党和人民。”

共产党一心为民 广大群众真心拥护

1926年，朱超出生在革命老区涟水县。得益于不错的家庭条件，他自幼便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这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与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超回忆往昔，老家因地处革命老区，一直被日伪顽三股势力三面包围，战火频繁，硝烟从未散尽。1942年之前，老家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之事，至今仍深深刺痛着他的心。一名日军少校军官掉队后迷失方向，被当地民兵发现后果断击毙并掩埋。日本人得知消息后，如恶狼般气势汹汹地前来寻找尸体，妄图捉拿那名英勇的民兵，却始终未能如愿。恼羞成怒的他们，竟将罪恶的魔爪伸向无辜村民，残忍地杀害了一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正是这件事，让我目睹了鬼子的残暴行径，参军的念头自此在我心中熊熊燃起。”朱超神情凝重，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那些日本人恼羞成怒，三番五次跑到我们这儿搜查，非要找到那具尸体，可怎么都找不到。他们冲进我们庄上，一个爷爷辈的老人没来得及跑掉，躲在草堆处被他们捉住，当场就被杀害了。当时那惨烈的场景，对我的冲击实在太大了，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朱超接着说道，当时，国民党三十三师和五十七军常常在此驻扎。这些国民党士兵犹如一群豺狼，在群众中肆意妄为，搅得当地鸡犬不宁。而那些军官们，则一心只走所谓的“上层路线”，与地主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当地群众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不及，根本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接触。

1940年，共产党的民运工作队来到了这片土地上。队员们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凡事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还主动帮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不久后，共产党部队南下经过我的家乡。我亲眼看到了部队纪律之严明，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超回忆道，驻军期间，战士夜间从不进入村民家中;与群众交流时，态度和蔼可亲;离开前，不仅会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会帮村民把水缸挑满，归还所有借用的物品，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同年10月，共产党部队前往盐城阜宁县一带建立民主根据地，组建苏北行政公署，并创办了抗日大学、鲁艺工作团、青年干训班、苏北行政干部学院等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朱超说：“当时我正在阜宁县郭树张庄的联立中学读书，校长是许得良，教育长是林觉。”在校期间，除了学习文化课程，校领导还经常作政治形势报告，开展阶级教育，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途与远大理想。朱超的内心犹如被点燃的火炬，逐渐坚定了参加共产党、投身革命阵营的决心，从此踏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征程。

冲破阻碍投身革命 在干训班中锤炼成长

1942年，朱超正式踏上革命的征程。回首参军这段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早在1941年秋，革命的种子便在朱超心中悄然种下，他萌发了参加抗大的强烈念头。然而，当地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水，道路被汹涌的洪水淹没，最终未能成行。但革命的火种一旦点燃，便如燎原之势，再也无法熄灭。“我满脑子就想着要参加革命工作，一刻也等不及了。”1942年5月，怀揣着对革命的无限向往，朱超回到家中，满心欢喜地与父亲商谈外出参加革命的事。可他万万没想到，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只因他是家中长子，父亲一心想让他留在家中主持家务，延续家族的香火与责任。

面对父亲的反对，朱超心里十分痛苦，但革命的信念却愈发坚定。“没办法，我只能悄悄行动。趁着夜深人静，我轻轻地把生活用品和衣物收拾好，打成了一个小包袱。”说到这里，老人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月光朦胧的清晨。“那天，天还没怎么亮，月光朦朦胧胧的，我悄悄来到家院的小墙头，心里头既激动又有些愧疚。激动的是我终于要踏上革命的道路了，愧疚的是没跟家里人好好道个别。”他轻轻一翻，便越过了墙头，毅然决然地朝着革命队伍的方向奔去。

离开家后，朱超来到了位于阜宁县的青年干训班。“到了这儿，我才真正知道了啥叫军事化生活。”老人笑着说，“晚上，别人早已进入梦乡，我却竖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听那点名的哨声。清晨，天还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就得迅速起床出操。那整齐的步伐在操场上‘嗒嗒’地响，就像奏响了一曲激昂的战歌，可带劲了。”

每周，干训班还会举行一次紧急集合，且大多在晚上或深夜。“这跟实战演练差不多，通过训练，大家的应变能力都提高了不少。”老人感慨道，一日三餐，时间特别紧，每餐就只有几分钟。白天上课，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舒适的桌椅，大家就把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听课的热情。课程主要是听领导作政治形势报告，内容丰富深刻。朱超每次听报告，都听得入迷，心中对革命的信念愈发坚定。

当时，敌情复杂多变，学员们随时都做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干训班就几十个人，秦明担任行政组长，我当学习组长。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友爱，就算生活再艰苦，也没一个人喊苦喊累的。”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就为了一个目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约两个月后，情况变得十分紧急，日伪军计划下乡大扫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大部分学员回原籍‘打埋伏’，等待通知，只留下少数党员。”朱超老人回忆道。敌人扫荡结束后，他接到通知，青年干训班停办，随后被转入苏北行政干部学院，后来又进入淮安县文工团。“从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四十多年我都没回过家，心里头其实一直惦记着家里人。”老人眼中闪过一丝思念，“直到1986年，老母亲病危，我才匆匆赶回家探望。那场面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加入文工团扎根革命 以文艺为刃助力抗战

1943年，三十余人的淮安县文工团正式组建，年轻的朱超成为其中一员。他们坚守敌后根据地，通过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淮戏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抗日救国思想。起初，朱超对戏曲一窍不通，但他边学边演，先后在《眼前报》《照减不误》《渔运河边》等剧目中，成功塑造了游击队员、区民运工作者、贫下中农等多个鲜活角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反封建阶级教育，让革命的思想如春风化雨般深入人心。

文工团的生活异常艰辛。由于游击作战的特殊性，他们每天都要转移，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多次。夜行军时，“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循着脚步声摸索前进，往往天亮时才停下。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他们常住在老百姓家锅灶后的柴火间。棉被狭小不够盖，就铺上稻草，战友们还乐观地编出“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早饭好”的俗语。夏天蚊虫肆虐，没有蚊帐只能整夜拍打;日常饮食以白菜为主，司务长偶尔买些黄豆改善伙食，吃肉更是奢望;遇到头痛伤风，也只有“多喝白开水”这一“治疗方案”。

即便如此，文工团的同志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们编了段顺口溜调侃生活：“八角斗篷防雨晒，屁股也能戴;青菜萝卜家常菜，有滋有味吃得好欢快;二斤半小被子身上盖，相互取暖挤成一块……”字里行间，满是革命战士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的豁达。在此期间，凭借出色表现，朱超当上了文工团分队长。1944年，他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新四军对淮阴城发起总攻，朱超带领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跃过护城河。他们身兼数职，不仅要争分夺秒地抬伤员、运烈士，还要声嘶力竭地宣传鼓劲、细致入微地了解敌情，更要随时做好加入战斗或阻击日军援军的准备。战斗中，新四军第三师特务团七连五班班长徐佳标背插战旗冲在最前，面对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他毅然扑上去用身体堵住枪口，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徐佳标牺牲了，他是头一个冲到敌人据点……”回忆至此，朱超声音低沉，眼中泛起泪光。

淮阴城解放仅8天后，在祝捷大会上，朱超带领文工团战友们献上了仅用五六天创作完成的五幕七场话剧《淮阴之战》，剧中生动再现了徐佳标的英雄事迹。“演出时，下面老百姓一时有掌声，一时有哭泣声。” 朱超解释道，“老百姓饱受欺凌与压迫，终于解放了，他们哭的是苦尽甘来，是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

除了文艺创作与宣传，文工团还多次直接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中。一次早饭过后，得知阜宁城出现敌人，朱超与战友们迅速拿起武器、戴上钢盔，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战斗中，为掩护战友，朱超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敌人见他戴钢盔、穿黑大衣，误以为是“大干部”，当即用机枪疯狂扫射。朱超瞬间倒地不起，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悲痛不已。幸运的是，子弹仅打在了他的帽子上，并未造成致命伤害。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工团改编为苏北文工团，朱超仍担任分队长一职。他带领战友们继续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党的政策、控诉日伪的罪行，让革命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

解放后，朱超历任地方干部，将革命精神融入和平年代的建设工作中，继续发光发热。他与同为军人的妻子樊发吾在部队喜结连理，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如今，夫妻俩依然相濡以沫，在高邮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晚年生活。

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始终深深烙印在朱超的心中。他记得淮安鼓楼的馓子，更记得战士们“人堵枪眼”的壮烈。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今天的幸福生活时，他坦言：“我们不能忘本，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们。只有国家强盛了，我们才能拥有长久的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